冯过口中的“员外”并非六部中的“员外郎”，而是一种尊称。
太祖“杯酒释兵权”，把一班功臣武将全部赶回家休闲。这就造成了一种局面——兵无常将，将无常兵。对内是放心了，对外却来了问题。大定的西部北部都是些兵强马快之国，动不动的就要来大定“串串门儿”。大定的军队还没有办法阻挡住人家不让进门，所以这北方门槛常常是被人家踏破，任由人家到院子里拿东西。皇帝觉得这不是个事儿，只好送给人家一些东西，让人家不用自己来了，说是“恩赐”，其实是变相地给人家进贡，这样还能换人家一个名义上的“臣服”。这没什么对与不对，和平总比战争好嘛！问题是这些“臣子”们一个个贪得无厌，要的“恩赐”越来越多，中央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没办法，不能满足人家人家就自己来拿，于是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人家要多少就得给多少。没有钱怎么办？不要紧，有办法就有钱，卖官帽子，美其名曰：捐官。这个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两晋这样的朝代卖官自不必说，那大汉大昌也少不了卖官之事。别把这买官卖官当做是一桩普通的买卖，这可是一桩有着大学问的活儿。小官卖不了几个钱，还没有多少人感兴趣，关键是这官儿有个职位问题。一个县里只有一个县令，一个部里只有一正一副一个“相当于”副职，就是那个员外郎，要是买的多了，呼啦啦一下子都来上班怎么办？要不说这卖官也是一门“学问”呐！人家不卖部长副部长，就卖这顶“相当于”的官帽——员外郎。且恢复这个官衔的本义，让你明白这是“正员之外”的，千万别惦记着能来上班，真要想当官，还是去读书考试吧！
花了大价钱买来个无职无权的虚衔，这样的官儿有人买吗？有，而且还大有人在。
好处多多呀，打官司上堂不用下跪，更重要的是能够耀祖光宗，死后上家谱那也是一个官儿。既然有这么多好处，有钱人甘愿舍财买这么个不上任的官儿也就不难理解了。于是，你买我买他也买，天下到处都是“员外郎”。见多不怪，有钱人卖了官后互相见面称“员外”，老百姓见了有钱人叫员外，张员外，李员外，大定到处是员外。
冯过初来乍到的，本地这些个有头有脸的乡绅耆老自是需给足面子，有利于接下来的开展工作哪。
若无必要，乡绅可真心惹不起。
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话说秦扫六合统天下，推行郡县制，县下设乡，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赋税诉讼，游徼掌治安。乡绅对乡村社会拥有某种控制力和治安的管理与裁判权。大多时候，乡绅影响着宗族族长的推举产生，乡绅在民间基层有很大的威望和权利。那些在乡间宗族中负有盛望掌握权利的人在宗法制的影响下壮大家族势力，逐渐形成了乡绅这一重要阶层。
乡绅在当地多是望族，在当地有着盛誉，所作所为能够得到人民的认可和拥护。其中大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读书人，也有在宗族中有这较高地位的长者，如“三老”都是当地有名望的长者担任这一职位。在科举制形成前，朝廷官员大部分来源于地方望族和士族，也有通过举孝廉做官的平民官员，这些人都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或文化素养，可以得到当地百姓的信服，从而能在野影响乡村治理。
科举制形成后，以研读儒家经典为途径考试做官，使得读书人的地位和数量大大提高，读书风气盛行，读书人责任感极大的增强，知识分子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毕生追求，仕途无法实现这一理想，则退居乡野教化平民百姓。因此，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或告老还乡士子、以及在当地文化水平较高的地主都成为了乡绅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以后，乡绅成为国家在基层统治的代表，乡绅阶层将封建王朝的政令传遍乡村社会。乡绅阶级相当于统治阶级最基层的政治阶级，极大程度上维系了社会稳定，封建王朝人民生活安定，组织生产与教化。
乡绅并不仅仅为封建王朝统治阶级服务，他们塑造自己作为自己地方民众的政治首领形象。当朝政腐败时，他们会与乡民团结一体，传达乡民民义，充当乡民利益的保护人。乡绅阶层占有大量农村土地，可以间接支配着农村经济。土地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阶级地位高低都与土地多少紧紧联系在一起。乡绅在民间领头集资修建水渠、道路，灾年捐款救灾，其地位与义务是一致的，乡绅阶级的产生有利于稳定当地民心，减轻地方官府的管理压力。
乡绅阶层的产生受到儒家文化的极大影响，乡绅阶级也始终是儒家文化最可靠的学者，传播者，特别是在朝代更替，王权更迭，社会动乱的年代，乡绅扞卫儒学的决心勇气和行动效能更胜官吏一筹。这种对儒学长期不变的尊崇，奠定了乡绅阶层在以儒家思想文化占据主流思想的封建社会上享有较高的文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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