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定出家为僧、为尼是需要持证上岗的，这个“出家许可证”的官方称谓便是度牒，而度牒是需要出钱才能买到的，这是官方的规定，不违法。
苏轼在给朝廷的上书中阐明了自己的想法：发二百道度牒，筹资四万贯。并一再声明：“官衙目前需要大修之处就有二十七处之多，如再拖延维修，以后就不是四万贯能解决的问题了。”
苏东坡知道即便如此，事情也不好办，于是干脆舍下老脸，直接给当时掌政的高太后上书祈求：
“如蒙朝廷体访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
就是说，朝廷可以实地考察，如果发现我申请的资金有半点不实，我愿意承担欺君之罪。
但，朝廷并没有同意。
第二年杭州发生特大水灾，苏轼借机再提以度牒换修缮款的建议。这次朝廷算是看在灾区的面子上，同意了度牒方案，但批复的数量不是二百道，而是三十道。这点钱真是杯水车薪，他只好又将自己的五百贯公使钱，也就是地方长官的特殊津贴捐出来，挑破败最严重的官衙，按短期内不至于砸死人的标准草草打理一下，凑合完事。
苏轼为何不利用自己的声望从民间富商筹集资金呢？”答案是：他不敢。其实在定之前，地方官员还是有自行修衙的权力的，但是到了大定，地方官员如果不经过朝廷审批，就修缮官衙的话，是会受到严重处罚的。
比如说，苏轼的前前……前任薛映，在太宗朝时，就曾因“擅增修廨宇”被人告发，朝廷查证后，送大理寺审查，后来被贬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小地方去当芝麻小官去了。前车之鉴在此，苏轼怎么敢再重蹈覆辙？
总而言之，虽然办公环境破败，甚至是危房，对每位官员来说，都会是令人苦恼的事情，但对于在任的官员来说，修衙门既不能讨好上司，也不能有利于自己的仕途，没有政绩还给自己找麻烦。这么一来，即便衙署再破烂，自然也是没有官员乐意牵头，干这种出力不讨好的差事了。
嗯，这些都是杨廷和、费宏、资哲等前辈的提点，外放地方官与在京为官有大不同，虽说山高皇帝远的，但却更容易犯官场忌讳，地方上的监察官可是盯的紧着呢。尤其是新官上任更需躬身自省，万万不可无意间做出些落人口实之事。
资哲更是语重心长的耳提面命了一番，让冯过通读《虞人之箴》、《为吏之道》等官箴官戒之书。
官箴指的是有关做官的箴言，官戒是对官员提出的警示或诫勉。官箴和官戒是一种专门的文体，这是一个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体门类，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官箴文化。
官箴和官戒的具体形式不仅有箴言、戒言一类的文章和着作，还有诰命、誓言、训、铭、诫、规、谕等，甚至还有相关的碑铭、堂联等。最早的官箴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相传黄帝曾经给自己立过箴言，称“悔己”，内容是告诫自己不要残害老百姓、倒行逆施。周武王时期出现了《虞箴》，内容是：“茫茫禹迹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人是当时掌管田猎的官员，《虞箴》是虞人为劝戒田猎而作的箴谏之辞。
早期的官箴，有许多带有自勉和“谏君”的含义。春秋战国以后，官箴的内容逐渐集中于对官吏的诫勉和规范，如出现在战国时期秦国的《为吏之道》，就是用儒、道等思想对官吏提出要求和准则，比如乘马车不能太匆忙，而要“与民有期，安驺而步，毋使民惧”，意思是路上遇到百姓，要让开道的驺骑慢慢在前边走，不要惊吓到百姓。再如“将发令，索其政，毋发可异使烦请”，意思是下达命令时务必要准确，不能让下属反复来请示。
汉末到魏晋南北朝，继续保持了官箴文化不断发展的势头。这一时期着名的官箴有潘勖的《符节箴》、王济的《国子箴》、温峤的《侍臣箴》、潘尼的《乘舆箴》、王褒的《皇太子箴》以及梁武帝萧衍的《凡百箴》等。
大定重要的官箴类着作有陈襄的《州县提纲》、李元弼的《作邑自箴》、吕本中的《官箴》、朱熹的《朱文正公政训》等。
大定的官箴有两个方面的新发展：一是官箴的篇幅不断扩大，单独成书的官箴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大部头着作”；二是许多有实践经验的官员加入到官箴创作中，把他们的为官实践、经验记录下来供其他官员借鉴参考。此时的官箴着作大抵可分为“行为类”和“技巧类”两种，所谓“技巧类”，主要讲的是“为官之术”，即如何做官、如何处理政务、如何协调上下级关系等。
比如佘自强在《治谱》中对刚上任官员提出的建议是：“授官后，自朝祭公服外，止可做要紧屯绢圆领二三套，彩吉服不必多，有等少年，各色衣服，俱自京中做去，不知借债做衣，一件可当外面两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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