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鞮虽远不及汴京繁荣，但随着年关将至，街道上也比往日热闹了许多，有了城市该有的样子。
非止是城内官道两侧摆满了地摊，便连城门口外也是如此，大多数是各乡镇的工匠艺人拿了自己制作的物品来售卖，赶集市的也大多是本县或者邻县的村民百姓。
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乡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大定城市原有的分区被打破。“坊”“市”之间的界限被打破，集市、商铺可以随意开设，不采取集中经营的方式。
比如开封，常住人口达百万之多。城市当中商业繁荣手工工坊众多，商店、旅社、瓦肆、货摊应有尽有，人来人往。
开封城内不仅有售卖来自本地生产的商品，还有来自各地的粮食、水产、牛羊、茶酒等，还有漂洋过海来自扶桑、高丽、大食的商品。
这副景象不仅能在白天看到，晚上还有夜市和晓市。夜幕降临，就是夜市开市之时，喝酒吟诗作乐，好生潇洒。
夜市一般是三更结束，到五更天的时候，晓市就开张了。类似于今天的早市一样，主要经营吃食和生活杂物买卖。买卖昼夜不停，往来贸易频繁。
城市以外的乡村设置有“草市”，还有定期开放的集市，北方也称“集”，南方叫“墟”，自此有了赶集、赶墟之名。
乡村集市的商品就没有城市丰富，多以农作物、手工作物为主。如大米、五谷、小麦、大豆、鸡鸭等，还有手工编织的布匹、竹制品等，也有售卖农具和牲畜的。
这种乡村集市遍布各地，形成周密的商业网。有的规模较大的集市能够带动商贾、农民、手工业者聚集，发展成更大的市镇、城市当中的部分。
以往的朝代中，朝廷抑制商贸的办法，轻则采取繁重的税收，重则直接按律令充军，大定却不这样做。本朝对商人十分优待，为了鼓励商贸业发展，出台过很多扶商助商的策略。
以前，商贩做买卖必须在规定的地方，决不允许随意摆摊。到本朝真宗时期，官府彻底放开对集市的管控，采取绝对的自由买卖，商贩觉得哪里位置好，便可以随便出摊，前提是要缴纳摊租。
其实，大定官府对商人收取的赋税非常低，共分为两大模块，一是杭税2%，二是住税3%，两样加起来一共是5%的赋税。再扣去商贩的生意成本，所剩的钱财便是商人的净收入。用一句话总结，本朝对商贸的鼓励，不是依靠个体重税的方式，而是依靠更加自由的贸易，促进商贸业繁荣，用量变来引起质变。
也正因如此，大定各地皆有名目繁多的集市，比如成都知府赵在《成都古今集记》一书中便记载道：“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铜鞮自是比不得这些大城市，但年前节后这一个月也是远超寻常的繁华喧闹。嗯，说的简单点便是日接待客流逾二十万人次。
这些日子，铜鞮县衙三班六房的人手取消休沐悉数上街值勤，陈知县正胆战心惊着呢，祈祷着别再出差错。
通判衙署的衙差也让冯过遣派出去维护治安秩序，他又请宗泽调了百名兵士前来协防，大过年的别出些添堵的事。
冯过也没闲着，过年了，衙署得彻底打扫一番吧，除旧迎新嘛。好在前段时间刚修葺过，大扫除的工作量并不大，他这位通判大人只假假的动了动手，表示是有劳动的，嗯，重在参与。
但因方兰芝无意间嘀咕的一句话让他给自己找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做：“你字写那么好，书写春联就全包了呗。”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所谓桃符，又称“桃梗”，是两块“一寸宽、七八寸长”的悬挂在正门左右门扇上用来驱鬼镇邪的。
《后汉书·礼仪志》“新春用桃符“注引《山海经》云：度索山大桃树，树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能辟百鬼。故黄帝象之，冬月驱傩毕，既立桃梗于户上。
这个注引讲的是，在苍茫大海之上，有一座度朔山，山的东北方有一个鬼门。
为了镇压里面的鬼，有人在山中种了三千多里具有驱鬼作用的桃林。
除了桃林外，山中还有两位专门负责缉拿恶鬼的神人，他俩分别是神荼、郁垒，其职责是领导万鬼，如果有恶害之鬼，便执以苇索用来喂老虎。
黄帝为了借用二位神人的能力，便命人用桃树木板刻成他俩的样子或写上他们的名字挂在门上，用来驱散邪魅。
从《后汉书》的记载来看，汉朝的人每逢春节，便在门口贴桃符的习俗已经非常盛行。
在东汉以后，形成与门神配套的文化仪规，强化门神驱邪辟鬼，卫家宅，保平安，助功利，降吉祥等功能。对于贴年画和贴春联，有个专用名词叫“封印”，不论是挂桃符、贴年画和春联，皆有操作的规矩。“封印”，是指封闭已经扫除干净，清理整洁的内在场态，让邪气妖氛不能再进入家中。“封”，是封闭、阻隔之义；“印”，则是标示于显隐两境，我已经封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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