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燕王的决定，陈韡和李直都感到有些忧虑。
陈韡权衡再三，还是劝谏道，“殿下，老臣以为，用严刑重典治乱，在短时间内，确实能起到良好的震慑作用，从而快速平定本次乱事，不过却也极可能埋下隐患，不利于长久啊。”
或许是为了表现自己的价值和忠心，李直也跟着说道，“此番乱事，多有形势户参与支持，给予一定惩戒也是理所应当，但过犹不及，不管怎么说，乡间治理还是要靠这些人来维持，过于严酷难免会让他们对朝廷离心离德，渐行渐远，甚至越发背道而驰，那么广阔乡村就会陷入长久动荡与无序……”
等李直说了一大堆，陈韡又接着道，“老臣了解过殿下所创的田庄制，对底层治理上的确有很大的提升，但前提却是需要对土地集中经营，可福建千山万壑，田地分布支离破碎，根本没有集中经营之可能，这种情况下，还是只能依靠形势户来协助朝廷治理底层乡间。”
听了这些话，赵孟启深锁眉头，陷入深思。
这基层治理绝对不容忽视，否则上层建筑再精美，也只不过是沙碉，随时都会垮塌。
古代华夏的官僚体系通常都以州县为最低一级，所以县官成为‘亲民之官’，也就是所谓的‘皇权不下县’。
但是仅靠有限的几个县级官吏，怎么可能亲自管理好辖境内所有百姓呢？
因此必然要有一个更加基层的行政组织，来完成各种税赋徭役、治安等差事。
在宋代，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基层治理体系，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具体模式会有差别，大致可归纳为保甲和乡约。
总体来说，都是由一群不拿或者少拿官俸的乡里民众来担任各种职务，也就是职役制，以实行‘以民治民’政策。
虽然乡里行政组织的性质偏向于自治，但履行这些差事也是需要能力及相关资源的，而贫民显然是不具备这些的。
于是，这基层权力就由居乡官户形势户、士人、地主、财主、大宗族大家族等‘富民’所垄断。
以富民治理乡村基层，在对国家助益及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作用上，确实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两宋社会内部相对稳定。
但是其中的消极影响也很多，诸如转嫁赋役、巧取豪夺、欺凌贫弱、违法犯禁等等屡见不鲜，朝廷对地方的掌控越来越无力。
朝廷不是没有发现这点，但内忧外患不断，导致财政入不敷出，已经没有足够经济资源来加强基层治理，只能听之任之。看书喇
并且此时的士大夫，不再像以前那样把精力和目光关注于治国平天下，而是将修身齐家放在了首位，开始越来越多地经营与自己利益密切的地方事务了。
他们大量的生活在乡间，把持基层政权成为‘土皇帝’，一旦朝廷为了国家利益而要损害他们的私人利益，他们就会阳奉阴违，阻挠反抗。
如果不是赵孟启折腾，他们还能和朝廷保持着相对平和的相处，拖着整个国家慢慢腐烂下去。
现在因为赵孟启的不识趣，非要割他们的肉，于是他们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方式来对抗。
赵孟启也不打算惯着他们，可目前来看，纯粹以武力手段只能治标，还是得设法收回基层治理权力才是根本。
思考了良久之后，他看着陈韡李直二人说道，“我认为，原本的乡里制度虽然还能勉强维持，可其实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了，而此时恰恰是改制的最好良机。”
陈韡感到疑惑，“殿下此话是何意思？朝廷也曾经有过加强控制乡村的意向，奈何……”
赵孟启摆摆手道，“无非就是朝廷权威不足，财政困顿，又缺乏有效监控机制罢了，但如今有足够的武力震慑，权威已经不是问题，而财政问题我也正在逐步解决，最后也就是需要设计一个新的机制，我有个还不成熟的想法，或许可以在古田县试行。”
陈韡和李直都来了兴趣，“不知殿下有何妙策，臣洗耳恭听。”
赵孟启理了理思路，“大致上，就是将乡约、保甲、社学、社仓四者进行有机结合，具体做法就是在每一里设置一所社学，由社学老师甚至学生按新订乡约对乡村事务进行管理。”
“以往的乡约其实主要是道德教化，而且由百姓自由入约退约，缺乏强制性，而新乡约则要把民间纠纷的化解、奸佞贼盗的惩治、官差钱粮的收缴、经济农桑的种植统统融入其中。”
“尤其要对经济生产进行重视，比如说，每年先由社学在春耕之前张贴告示讲明某日省耕，进而在该日派出相关人员分赴农田监督耕作，发现有荒芜农田、消极怠耕者即施以训诫，夏日谷熟之时再如法炮制、外出省稼，发现同样土质的田地上禾苗长势旺盛者即加以奖赏……”
“朝廷也会分类收集古今农书，详解各种作物的生长规律，再编为简明易懂的书册下发到社学，由社学向乡民推广，同时，社学也要将民间出现的优良农作之法收集起来，如此相互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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