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宁之战后，明朝丧失了整个辽东，明廷遣任宣府巡抚解经邦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解经邦三次上疏，力辞重任，最后被朝廷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朱由校再命王在晋经略辽东，在晋亦辞，朱由校不准，令其“刻期就道”，王在晋遂前往山海关。
此时御史左光斗，推荐东阁大学士孙承宗，督理军务。熹宗朱由校准奏，遂命承宗为兵部尚书。
左光斗，字遗直，一字拱之、共之，号浮丘，又号苍屿。安庆府桐城县（今安徽省枞阳县横埠镇）人，左光斗也是东林党人，为“东林六君子”之一，另外他还是一个水利专家。
到这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东林党，兵败自缢的袁应泰、广宁大败的王化贞、还有即将出场的孙承宗都是东林党人。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直到明朝灭亡，共经历近40年时间。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其中讲学。
同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二次，每月小会一次。
在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着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他们不顾路途遥远，纷来沓至，人数之多，竟使东林书院的学舍都容不下，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
此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围绕着是否拥立朱常洛（明光宗）为皇太子这条主线，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中激烈争斗，其间，双方都利用京察制度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
东林党人号称“清流”，影响着天下的舆论。主要政治思想就是反对空幻虚无、谈空说玄，提倡求真务实、实学实用。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是东林党的三项具体政治主张。
由于东林党人开放言路指责朝政，触动熹宗时专权的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开馆纂修《三朝要典》，在霍维华的基础上纂辑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有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案的档案资料，打击东林党，同时造编《东林点将录》等文件上报朝廷，名单包括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大学士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左谕德缪昌期、左都御史高攀龙、礼部员外郎顾大章、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浙江道御史房可壮、福建道御史周宗建、左副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大理寺少卿惠世扬、大学士孙承宗等等，由于名单很长，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1625年（天启五年），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次年，东林书院被拆毁。东林党人也遭到打击，杨涟、左光斗等许多着名的东林党人都遭到魏忠贤及其党羽的杀害。有“东林六君子”或“东林七君子”之说。
我们再说回孙承宗，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人，祖籍河南汤阴，曾为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师。
孙承宗上任兵部尚书后上疏请求重视武将，并奏上安抚西部、救济辽阳的难民、检查京师部队、增设永平大帅、修筑蓟镇的道路、开辟京东地区的屯田等对策。熹宗朱由校览奏，深为嘉纳。
此时朝廷以王在晋为辽东经略，王在晋上任后打算袭取广宁。蓟辽总督王象乾不同意他的观点，并建议：“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于是王在晋请求在山海关外八里铺修筑重关修新城，留四万人马去守，并请粮饷百万，招抚关外诸蒙部。
他的主张，遭到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主事沈棨、孙元化等的反对，袁崇焕要求修筑到二百里之外的宁远，但王在晋不听。袁崇焕两次直接将意见报告给首辅叶向高，但叶向高不知前线的情况，拿不定主意。
于是孙承宗自请行边，亲赴山海关。熹宗朱由校特许，加封孙承宗为太子太保，并赏赐蟒袍、玉带、银币，以示隆礼，孙承宗遂亲往辽东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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