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借着这个机会，推进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是对发展有限时，无力顾及的西南边陲地区采取的一种羁縻制度。
对土人头目的一种笼络手段，“以土官治土民“，承认各土司的首领世袭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以进行间接统治，朝廷中央的敕诏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
在土司统治下，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财政、行政、兵事都可以自治。
对于当地人民予求予取，掌握一切生杀大权，除了不能登基称帝，其他一切甚至比照皇帝，而且只需要象征性的向朝廷缴纳微薄的赋税。
按照世袭土司管辖区域的大小，明朝先是设立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三种文官职务。这种设置以某种方式把土司纳入了明朝政府的官员系统，弱化了其地方色彩，强化了其行政色彩。
这就为后来在西南云贵川桂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即将世袭的土司改为完全由朝廷任命的流动任职的官员，加强朝廷对西南边疆的控制创造了条件。
土司因获得朝廷的保护，并逐渐掌握与官府打交道的方法，平时借多征税收而自肥，条件具备时则逐渐坐大，甚至凭借掌握的土军分裂割据。
要想朝廷的版图广阔稳定，朝廷上下必须具有明确的国土守护意识，因此要十分重视治边与边疆治理制度的建设。
土司制度是西南边疆的最大隐患，必须尽早尽快解决。
要保护西南地区土司以外的私有财产，改土归流地区实行三、三、三制，即：私有小农、地主占三成；建设军屯占三成；好的土司占三成。
好的土司也要减租减息，否则是不能解决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安宁的。
改土归流主要以政治手段即招抚为主，在一些地区也通过武力强制实行改土归流。
在部分土司领地分别设置府、州、县，委派有任期、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直接统治，实行和内地一样的各项制度。
部分区域直接改为王宏宇直接统辖的建设军屯，以各个生产队为单位，构成一个个营，上面再是标。
建设军屯有王宏宇提供额外的粮食、金钱和工具，可以集中力量修建道路、发展水运、开垦山林、采掘矿产、推进工场手工业。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学校、推广科学文化等。
所有政策的执行，没有军队的武力干预是不行的。
所以，改土归流不能全变成官府。
官府终究是以地主为基础，以科举选拔服从性高的文人，官吏做人上人，与百姓相脱离的统辖方式。
靠这个还是问题不断、靠所谓的教化也是笼络少部分地主，袁应泰、徐可求的教训就是前车之鉴。
当然，对于土司要搞好统战工作。
改土归流严格禁止“一刀切”。
这次也是将有功的土司保留下来，还要加官赏赐。比如石柱、酉阳，以及一些云南坚决与奢安划清界限的。
跟奢安有勾结的，当然被清洗干净。
至于中立的土司，有一半左右改为官府，土司家族改为官员。
还有一半左右，则是迁位置，特别是从云南、广西迁入四川、贵州。这样处于腹地，他们无法占据边疆作乱。
云南、广西边疆部分土司迁走，其实就为以后恢复交趾在做铺垫。
宣宗时期放弃交趾任其独立的原因，就是因为云南与广西实行的是土司制度，名义上是我大明国土，实际上掌握在土司手中。
云南、广西不能作为大后方为明军提供军粮和物资，交趾就成了一片突出于海外的飞地。
从云南广西进兵还需从湖广翻山越岭运输粮草，从海上进兵耗费也是巨大，宣宗放弃交趾的决策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
自从失去交趾，大明东南亚海域的优势就不复存在，逐渐失去了对南洋的控制。
丢失了交趾这块控制南洋的海上基地，从而丢失了海外贸易，如今南洋已经被西方列强控制，切断了大明的经济来源。
如今云南、广西改土归流的机会已经成熟，初步调查云南、广西二省只有部分实力较强、支持朝廷的土司，给专门保留下来。
......
天启和魏忠贤仔细研究后认为王宏宇总是走一步想三步。
天启深知历代先皇有一个心病，那就是西南不能完全掌控。
按王宏宇的行事手法，均是先做长远规划，然后按部就班实行。大明200年没有完成的掌控西南愿望，王宏宇用不了一年就能完全掌控。
天启清楚记得六月十日，王宏宇从北京南下郧阳，现在刚好半年时间过去，而真正平定奢安之乱只用了两个月时间。
朝廷给王宏宇最新的任命：
定远侯王宏宇，开特例以武将身份为经略。
正式晋升授予四川、贵州、湖广、云南、广西，五省经略职位，同时继续兼任川黔湖广提督。
私下用信鸽传消息：就按王爱卿的计划实施，具体细节慢慢完善，朕就是爱卿的后盾。除去重大决策，爱卿可以便宜行事，不要因为请示耽误了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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