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册命一般内容是从时间、地点、宣命、赏赐、称扬、作器、祝愿或告诫等环节组成。而“中方鼎”铭文内容，就是官方文书的规范格式，是西周中央政府的册命文告。铭文中有时间、地点、赏赐、称扬、作器、劝勉内容。“中方鼎”铭文最后一句“唯臣尚中臣”，实属告诫、劝勉之辞，而不是卜筮之辞。这一句五个字中出现两个“臣”字，而这两个“臣”字都是指臣民百姓。前一个“臣”是指“△”地的那些作为周王的臣民百姓，而后一个“臣”是指“△”地的臣民百姓而有周王封土授民给“中”，应作为“中”的臣民。这五字中的“尚”是个关键字，“尚”字是祈求、劝勉或命令的含义。如《书·汤誓》“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意思是“你们应当帮助我，完成上帝对夏人的惩罚，我将重赏你们”。这里的“尚”是当“应当、只要”讲。而“中方鼎”铭文里的“尚”也是指“应当服从命令”的意思。“唯”是语气词，这五字中的“唯”是表示“希望”的含义。所以这“中方鼎”铭文里的最后一句话，是属希望、祝愿之辞。那么，这是谁的劝勉祝愿话呢？自然这不是“中”了，而是作册命的西周中央政府了。
那么，权威学者们所认为“中方鼎”上的两组所谓的‘数字’，表示是“中”得到“△”地作为采邑以后，对“△”地的百姓是否臣服于他所作的一次占筮记录就站不住脚了。事实上“中方鼎”铭文里的最后一句话，是制作这次册命的西周中央政府希望所赐给中的△地臣民应当服从周王的命令作为中的臣民，这岂能看作是卜辞呢？这一句本不是卜辞，而“中方鼎”上出现的铭文内容和两个“六联体”符号，本身是根本看不出与卜筮有关。更不能把这两个“六联体”的符号，既说成是“筮数”，又联想为《易》卦符号的矛盾说法。
总之，《易学基础教程》里所言“中方鼎”里的最后一句话为贞问之辞，即认为是卜筮之辞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易学基础教程》里这种认为是把“六联体”符号（六十四画符号）的早期流传运用，而联想到后来的“八卦”筮术里的卦符号来作解释。这也是当今易学界所犯的通病，把晚出的八卦筮术里的卦符号去解释这套“六联体”符号的早期性质。殊不知“卦符号”是从“六十四画符号”（即以两个基础符号而组合出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蜕变出来的东西。这套符号在《周易》成书的前后应是个截然不同的两种性质，虽然《周易》成书前后这套符号的组合没有变，但其表示的含义完全不同了。这与六十甲子符号的发展史是一样的，甲子干支符号在商代时期是用于记历的一套使用工具，可到后封建时期里同样演变成了占卦问事、批八字算命、看风水占地气这些巫术迷信上的工具。正如“中方鼎”里的两个“六联体”符号确属“六十四画符号”中的两个符号。《周易》一书里所用的那套符号，也确实是西周从商代传承下来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若把“中方鼎”里的两个“六联体”符号与《周易》一书里所用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对比，也确实可看成是后出的《周易》一书里的《剥》、《比》所用的两个符号。但是凡把《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个“六联体”符号演变成卜筮工具后皆带有六十四名称，即《周易》里的每篇文头，如“坤”、“师”、“大有”等。这是有考古发现的《归藏》及改造版卜筮《周易》
所证明，每个“六联体”符号后面跟着名称的。可在考古发现不同器物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均不见带有名称，岂能与《周易》挂上勾，岂能释成是《易》卦符号。
因《周易》一书里所用的那套符号，并不是《周易》一书里的原创，《周易》里所用的那套符号与商代和西周前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确属一个体系，是谓“六十四画符号”而已。故不能把“中方鼎”上出现的两个“六联体”符号称之为“卦符号”，也不能称是《周易》里的《剥》与《比》两卦符号。因为“卦”说与“八卦”术是《周易》一书产生之后逐步演变出的学说与筮术，所以说“六十四画符号”与“卦符号，应是不同时期有不同含义的区别。把早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属“六十四画符号”里的某些符号，而联想为“卦符号”，实属是受《周易》为卜筮之书的错误说法之影响。那么，《易学基础教程》里所引用李学勤的那个“检验”的说法正确与否，似乎不辨也就自明了。不过我们也来检验一下《易学基础教程》里所引用李学勤的那个“检验”说法的错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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