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周易》作者是儒学的鼻祖，《周易》一书奠定了儒学思想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是在《周易》思想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故《周易》的“君子”之道，与后儒孔孟所讲的“君子”或“王”道是一个奠定与发展的关系。春秋战国的儒家给“君子”赋予上更多的道德内涵。但目的都一样，是预设“君子”之治的道德政治楷模。 “君子”具备了道德，成为通向理想之君的一种资格。如同古希腊古典哲学家柏拉图《理想国》里的“哲学王”理念。柏拉图向往的是有哲学家出任国王来治理国家。中国古典时期的哲学家一样的是向往并构建出“君子”这一政治理念，目的是一样希望统治者应有道德性（当然道德性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当然，《理想国》的“哲学王”与中国先秦构建的“君子”内涵是有区别的。
《乾》篇里的“君子”要学“龙”的那种变化本领，完全把龙拟人化。用龙的变化升腾来比喻君子之道，是给“君子”讲述如何做好君子的诀窍。东方哲学偏重于君道的谋略，虽然《周易》哲学不凡讲述“君”道谋略，但要区别于王权专制学说里的君道谋略是不相同的。如韩非子之学，是典型的“君王论”，讲君王的专制专权谋略，而《周易》是讲君子论，是讲“君子”的道德性建设与政治关系。故《周易》里所讲的“谋”与统治主体（即“君子”）的道德性相结合。这是先儒预设的“君子人格”，从“修德”到“治国”的一条途径。
《乾》篇既讲“君子”做事的诀窍，又讲“君子”之德的道理。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 ，若历，无咎”（“乾乾”原创是“健健”，即刚健自强不息之意）。此句的意思是：君子不仅整日自强不息，发奋有为 ；而且夜晚要心存警惕，好象有危险发生一样，才没有害咎。
这是《周易》给“君子”讲述的政治诀窍，是为“君子”提供治国理政的政治经验。在《周易》时代，是“君子”共有的天下。即邦国林立的天下，已是诸侯争霸的时代，西周王室已名存实亡。讲“君子”之道等同于君主之道。因为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君，都是君主。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君的地盘其先都是分封来的，是周族创立的天下，这些国君就是周君之子国。所以大大小小拥有封地的主人，都是“君子”（即先君之子）。那么，那时的天下就是“君子”共有的天下。《周易》所讲的“君子”之道，也就是讲给那些大大小小的拥有封地的国君（君子）们听的。也可以说是讲给列国之主听的。在《周易》作者眼里，“君子”修德是达到安邦治国的一种理想的有效途径，也是向往"君子"共治共享"天下"太平的途径。
《乾》篇里的以龙喻君子就说明了这一问题，从潜龙、见龙、飞龙、亢龙。这几个不同的阶段过程的论述，实则是阐述的君主之道。但从龙的几个阶段发展变化，又赋予上君德。
《乾》篇最后里的“群龙无首吉”（都不争做领头或者不充当领袖人物，吉祥）。体现了作者向往的是“君子”共治的政治理念。因为“君子”就是大大小小拥有封国封邑者。这些“君子”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那么天下岂不太平了，所以《周易》里的“君子”是背负着政治的重任，是通向天下太平的枢纽。所以《乾》篇里讲的“龙”道变化，就是给“君子”讲述政治之道上的君道诀窍。而“君子终日乾乾 ，夕惕 ，若历，无咎”，即“君子”应时刻警惕、反思，自我完善，即完善其“道德”成为安邦治国的一种政治资本，若一旦没有道德的完善，将失去治国安邦的资本。先儒建构的“君子”之治的成败，以“君子”的道德性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根本。这正是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不同及差异。西方政治哲学是从制度政体上阐述治国的道理，而中国的古代先哲总是一成不变的或者一脉相承的从政治主体的“道德”上，反复无穷的论述统治主体完善其“道德性”，而达到天下治理的向往。以为这样的“君子”才能善待其子民，天下才能太平。这就是特重主体（即统治主体）的“道德性”，而从不思考政体的建设性。中国古代哲人所提供的思想，也只有王者之道。后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里的思想者，也只能反复的去注释先秦的那点本属政治干预之下的所谓“经典”了。“注经”成为后封建社会里的唯一思想源泉。道德治国实际是非常苍白的说教。“道德政治”与“政体政治”哲学正是东西文化的差异，也正是民主与专制制度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必然结果。
《乾》篇里对君子的论述：“每天努力不懈的进取，而时刻又要警惕自省，这样做就没有害处”。除了对君子讲自我修省，再没有什么政治主张了。把治国的好与坏寄希望于“君子”自我修省（即“道德自律”），单靠统治者修德自省的这种软性去约束而希望达到政治上的有为，那无疑于是政治上无奈的自慰。如果君子不去受那种软性的道德说教去约束自己，而是贪婪残暴，又如何是好呢？自我完善又不能，警惕自省又不会，克制约束自己又不愿，那又如何是好呢？古代的哲人们，从不去思考这些问题。让统治者（“君子”）以修德自省而达到政治目的的实现，而对统治者的压力只多是“功业”上的好坏成败的说教。却没有来自体制程序上的实实在在的制约。这正是我们的古典政治哲学，一开始就存在着政治学说上的缺陷。这种缺陷，正是东方文化的特色。这与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提供的政治思想的对象不无有关，中国古代的哲人从来都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为统治者提供安邦治国的政治经验。而不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去创立政治学说。《周易》一书是为“君子”讲述的政治哲学，自然是站在“君子”的位子上为“君子”讲述的安邦治国之“道”。为“君子”提供政治经验，也只能是历史上的成熟经验，即修德爱民，才能保着“家”、“国”不败的经验之谈。《周易》哲学可说是奠定了儒家的道德政治哲学的基石，即开了一个先河。先秦的政治哲学把“君子”（统治者）的道德性建设，变成安邦治国寄希望的不二法宝。可这“君子”之治，并没有走向天下太平，和“家”、“国”的长治久安，而是列国的征伐不断，最终却走向王权专制的天下。这也是从《周易》开创的儒家道德人治之先河，而最终结下了一个专政理论之恶果——《系辞》。《系辞》终于为帝王专制的建立而寻找到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天经地义”上的理论依据，来为王权专制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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