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孔颖达的易学观来看是对《易传》及汉象数易学以来(至唐)上的易学思想是个兼收并蓄。
虽言“必以仲尼为宗”，“以辅嗣为本”(王弼字辅嗣)。并赞美“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可实际对《易》(周易与易传)的疏解上是兼收并蓄前人的《易》说。虽然是以《易传》(认为孔子作)为宗，自然是亦筮亦理去解释今本《周易》;也自然兼收并蓄汉至唐象数易学上的说法，既有从义理，又有从筮术上说之。
对唐朝来说，无论上至皇帝，下至奉旨编篡《周易正义》的主编孔颖达，在面对《易经》(今本《周易》与《易传》)文本，谁又能给定出个调呢？即如何为宗旨与核心呢？在面对被圣人(把《易传》说是孔子作)说成有算卦功用的今本《周易》，又是亦筮亦理之说的《易传》，在孔颖达的主管下还能编出超前人诸学的说法么？只是对前人诸学上有所取舍之分而已。并无什么创新与突破，在帝制时代里本身也不可能。即不可能违背圣人的说《易》方法，只有进一步树立儒家的圣人说《易》思想了。其宗旨是遵循《易传》的解《易》思想。这是一条红线。故在疏解《周易》时不凡引用《易传》文则为主线，其他《易》说则为次，主次是分明的。
在帝制时期里的易学上，谁又能以何标准分辨出谁说的对与错呢？这正是孔颖达兼收并蓄易学上诸说的原因所在。
无论对易学上的分派象数与义理，但两者并没有严格的界线，实乃是象数里有义理，义理里有象数。即使抛开象数而尊崇王弼的义理去释《周易》，又焉知《周易》是讲什么义理的书吗？但不否定与亦筮亦理者去解释今本《周易》者相比，无疑王弼的易学思想是理性与进步的。
正是《周易》所用传下的那套符号用之排序，而导致春秋时史巫错把《周易》卜筮用。也正是《周易》里所用那套符号及篡改成卦爻格式导致帝制时《周易》学术上的错中错的根由。
自史巫错把《周易》当卜筮用，自此《周易》学术史，即一部易学史，再也不是《周易》的真本义。特别是以今本《周易》的学术史，无疑是卦爻学术史，谁又能抛开卦画符号与爻画阴阳爻位去说《周易》呢？纵使王弼也无能为力。
原本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和最伟大的一部政治哲学《周易》，被阉割(史巫用于卜筮)蹂躏(后人的象数易学)的不成样子。
总之，一句话，把《周易》演义成既是说理，又能算卦，却成为唐代官方指定为科举考试上的教课书之一。
若不是伟大的孙中山把帝制统治给推翻及新文化运动，我们今天的学子们已然被这官定的教课书之一的既卜筮又神秘的东西充塞其头脑，而摧毁其价值观与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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