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张光直所讲的“连续性” 与“突破性”的观点，似乎单指的是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期的东西文化特征。但这个观点完全适应中国古代社会，即先秦到清朝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化却保持着“连续性”。而西方自古希腊城邦时期，到欧洲的中世纪里的封建领主制，再到近代的资本主义，其文化却是个不断的“突破”。若不“突破”，岂不还保持着城邦奴隶制么？何来的封建到资本主义社会呢？但却不可低估“轴心时期”东西方出现的那场“精神运动”。先秦的那场精神运动后，“帝国完成了统一后，完全独立的思想家就不曾再出现过”。中国先秦的那场精神运动，倒是推波助澜专制帝国制度的形成。这是先秦诸子的作用，也是必然的归宿。而古希腊的那场“精神运动”，也并没有阻止着欧洲中世纪黑暗的出现。欧洲中世纪并没有沿着古希腊文明发展下去，而是断裂与突破。但却是值得肯定的是，西方文化自“轴心时期”后，结束了几千年古代文明，它融化吸收或淹没了古代文明。而“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即古希腊时期的那场“精神运动”，却是西方文化的活水之源。
但同称为“轴心时期”的那场“精神运动”的内涵，中西却出现着巨大的差异，这差异笔者认为主要是哲学差异。
虽然中国在所谓的“轴心时期”也经历了一场精神运动，但结果却没有走向理性。
中国那场精神运动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即战国时期的“城邦”时代，相对自由争鸣环境，却被诸子学说所催毁。引来的是专制帝国统治环境。自秦建立大一统的帝王家天下制度后，从此帝王制度在这块东方大陆上历久弥坚的“连续”了下去。这一制度形态却停滞性的循环了二千多年。虽希腊城邦被马其顿帝国所统治，却使希腊文明得以在欧洲传播开来，即把希腊的文明火种撒向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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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先秦同样被称为经历了一场“精神运动”，但后来却没有走向理性呢？
从西周晚期，以《周易》为开端，开启了中国理性之门。孔子无疑受到《周易》一书的影响，推动儒学高度地理性化。但儒学又是王权主义倡导者。从战国时期，虽着王权思想的上升，王权思想（仁政）转向了专制主义思潮（法家主张），因专制必然与神秘主义结伴而行。《周易》里的贵族（君子）共治天下的政治哲学被巫史所阉割与后儒学所遮敝。而孔子与神学思想又是若离若即。古典哲学在“祛魅”上是无力的。正如吾淳所指出：“从西周末年一直到战国后期，中国社会主要是知识界和思想界中出现了一个理性或无神论思潮的进步过程。这种状况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界已经高度地理性化地。毫无疑问，理性化精神为整个中国文化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或提供了十分积极的成果，这特别体现在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传统中。但从战国中后期开始，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界便沉浸在一片宗教巫术的氛围之中。它为某些象数“结构”所迷恋；从根本上说，这就在于中国宗教始终保持着一种原生形态；同时，它也表明纯粹的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祛魅”是无力的，它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并且个别或少数的无神论者事实上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吾淳着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07页）
而所谓的“轴心期”却是个趋于理性的时期。
“我们看到的春秋以后的理性趋势就是奠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从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甚至晚期的这样一个区间，愚昧，迷狂已经退避三舍。所有这些大致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期看到的图景。这的确是一个理性胜利和高奏凯歌的时代。”（《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吾淳着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13页）
事实上这一时段并非是“理性胜利的高奏凯歌的时代”。这一时段一方面体现的是理性的一面，但潜在着非理性一面在暗流涌动。否则也不会出现正如吾淳的这样认为：“战国中期以后的知识与思想界由理性而迷信。”这由“理性而迷信”
这似乎是个悖论，而事实战国末期帝制兴起，使那点理性彻底的被摧毁，全面的坠入一种非理性的迷狂之中。为何如此的由“理性而迷信”呢？吾淳先生的解释是：“但我们要思考和发问的是，在中国，先秦时期如此盛极一时的理性精神为什么又会为迷信所替代呢？特别是高度发展的无神论思想甚至思潮为什么又会为巫术的气氛所淹没呢？我以为：从根本上说，这就在于中国宗教始终保持着一种原生形态，也即原始信仰的传统；用张光直的话说就是始终保持着连续性而未曾发生中断或断裂；……从战国起，各种原始巫术信仰方式的重新浮现。……邹衍的五德始学说，《易传》、《月令》、《吕氏春秋》、《淮南鸿烈》，以战国末年到汉代各种各样方土与儒生的思想与社会活动，董仲舒的目的论和王充的命定论。于是，原本较为简单的占卜方式通过知识与思想界魔术般的变换已经发展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这其中，儒家命定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命观念相关，经术士与学者之手，占星知识也与风角，云气，骨相理论等相结合而逐渐落入民间……且在《易传》基础上所形成的象数学从此成为中国学问与思想界的一门显学，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哲学；大量的儒生参与到谶纬活动中，使整个汉代的学术思想弥漫着一片荒诞的气氛，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日后的民间生活；至于方土，则更以神仙长生之说作为骗取统治者的工具，我们清楚地看到它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事实上，它成了道教具有实践意义的鼻祖。凡此种种，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国未来宗教，知识与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吾淳着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21——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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