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齐国姜姓又是炎帝的后代。齐国在卜史者眼里永远将被烙上“火”的印记了。史龟与史墨都把“火”性套在齐国头上。这些卜史也够有学问的，把火与齐国联想到一块，水一来，火就息了。所以就推理出伐齐国就能取胜，伐宋国就有凶险。想想这种推理，是那跟那的事，却硬是拉到一块里来。而《左传》一书还被后来帝制时代奉为经书，与其它经书垄断了中国二千多年的思想界，想起这些就倍感可悲。
史墨说后，第三位史官，也看了龟兆，认同是“遇水适火”的兆示。史赵也发表了自己的高论：“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不吉，不知其他。”
前面已有两位同伙都说的结果一样，而史赵也不引经据典，直接来个龟象上的比喻。这龟兆“像河水涨满，不能游泳”。既然水大的不能游泳，而水又是指宋国了，那么就不能得罪宋国，落脚点也就是不能救援郑国。救援郑国，就是向宋国开战。这三位卜史所得的结论基本一样。前面两位卜史虽然没有直接说援不援郑国，其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即宋国是水，齐国是火，水能胜火。若派兵救援郑国，就是与龟象里的涨水对抗，不会有利的。而到史赵直接点明，援郑是不利的。而不过史赵的理论根据是水大不能游泳。宋国是水，也就看作正是水势强大，援兵郑国，就是与强水开战，能有利吗？赵筒子听了三位卜史官的话，就是想出兵援郑，以免出现唇亡齿寒的结果。可龟占已得到"神启"，自然也不敢违背已显露的"天机"。而郑国国君也想给宠臣一块封地，但已无地可封，只得听从宠臣的歪策，向宋国取地，自然是要出兵发生战争了。而结果取不来地不说，又打了败仗，且又被宋国的军队出兵攻打着。正如史赵说的：“郑国正有罪，不能救”。从这一句话上看，还有一点理性认识，还能够分辩出事非。可整个决断分析过程则是非理性的，其所得结果，自然也是扭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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