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秉公的确说到做到，带领他的一帮子民团弟兄，在董银贤家门口开秤收购大烟。董银贤苦笑道：“姜兄，你明天死了还得找一个赔罪的。”
姜秉公正色道：“贤弟差矣，这个世道我算看清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既然进来了就别想出去，石槽里日尻子你别想摆脱！”
董银贤也清楚姜秉公绝无恶意，目的是想让他挣钱。不过经过几次大的挫折，董银贤已经心灰意冷，不想再去冒什么风险。既然摆不脱了就只有悉听尊便，董银贤说：“我把锅灶借给你，你们自己开灶自己做饭。老婆子前一个时期担惊受怕，给你们做饭害怕支应不过来。既然老兄强迫我为你拉套，愚弟我再推辞有点不尽情理……”
姜秉公不等董银贤说完，拍了一下董银贤的肩膀：“这就对了，经营大烟挣钱比扫树叶还快，有钱不挣是憨憨。老兄我光要你的地盘就行，吃饭住宿都不要你管，这里离狮泉镇十里路，我们回狮泉镇住宿，明天我带一个厨师，今天将就着吃一顿饭。”
岂料董银贤老婆却说：“我给你们做饭，我能支撑下来。求求你们别在我家门口开秤，秉公你就把银贤绕了吧，银贤有个三长两短，老婆子我靠谁？”
姜秉公有点下不来台，姜秉公不靠董银贤完全可以自行开秤收购大烟。别看姜秉公表面上在狮泉镇非常强势，实际上一遇到跌跤把滑（相当于困难）时诚心诚意给姜秉公帮忙的人不多，有人甚至希望姜秉公倒霉快些。这一次姜秉公被关押二十来天，狮泉镇没有一个人来凤栖探望姜秉公，姜秉公回到狮泉镇时感觉火药味很浓，亲兄弟亲二大（爹）都谋算拆台，姜秉公深知自己的处境，想拉董银贤壮大势力。
董银贤虽然没有姜秉公的实力，但是在凤栖塬上的名气却远远大于姜秉公。收购大烟只是一个托词，姜秉公诚心诚意相帮董银贤一把。看来好心不一定有好报，有些事也不能一厢情愿。人生就像下棋一样，一步失算步步失算，姜秉公沉吟半响，他无助地看着董银贤，说出的话有点无奈：“既然弟妹（董银贤老婆）把话说到这份上，秉公再就不能强人所难。银贤，你其实误会了，秉公不是诚心想拉你下水，秉公活了大半辈子人，没有一个知己。跟李明秋、疙瘩、邢小蛮甚至刘子房的关系都是互相利用，表面上看起来是铁哥们，实际上关键时刻没有人为你两肋插刀。秉公只是把银贤兄弟当作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知音。”
姜秉公这些话出自内心，董银贤的确感动，虽然两个人从小在一起玩大，董银贤看到的姜秉公永远是那么盛气凌人，这才是真实的姜秉公，实际上这个老兄内心也非常脆弱。事已至此董银贤只能改变初衷，开始劝慰姜秉公：“秉公兄不要跟女人一般见识，咱们永远是朋友。愚弟也看出来禁烟是一场闹剧，据听说我那个亲家屈福录在出任禁毒委员会主任期间，光毒贩和瘾君子家属行贿的银元就装了几老瓮。这才是很少一部分，不知道亲家把这几老瓮银元怎样处置？”
姜秉公又恢复了他那盛气凌人的天性：“所以我说，经营大烟根本不存在什么风险，杀人的事老兄绝对不拉贤弟一起作案。宜章村离大路较近，又不容易引起官家注意，这阵子收购大烟是绝佳时期，因为再没有人收购，大烟的价格非常低。毒品永远是紧缺物资，只要收回来保证挣钱。”
这是两个月以前的事，姜秉公终于把董银贤拉上了贼船。虽然没有什么契约，姜秉公跟疙瘩的生意又主动合为一体，反正大家都为了挣钱，没有必要较真。董银贤每天带两个人站在官路上，树上贴一张收购大烟的告示，遇见过路的农民就宣传，宜章村收购大烟。农民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得家喻户晓。当然姜秉公也不会那么傻，不可能在村里开秤，当年几乎村村都有烂土窑，无人居住的土窑门口都长满大树，农民们背着褡裢从官路上走过，只要是出售大烟的，立刻就有人带路，交售完大烟农民们数了数到手的银票，发觉比往年少了许多。
后来发生的事情前边已经有所交代，没有必要赘述。随着第一批大烟调往长安，姜秉公知道禁止大烟的闹剧已经结束，便公然把收购摊点摆在官路上，春节前又重新在狮泉镇设点，耿团长打着酒嗝从姜秉公家的客厅内走出，看见姜秉公门口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几杆秤。桌子旁边摆几条大瓮，烟农们有的背着褡裢，有的赶着毛驴，还有的人干脆把大烟揣进怀里，交售大烟的数量不等，百十斤的、几十斤的、几斤的甚至几两的都有，看起来公平交易，抬秤、提秤甚至等子（精确到钱的小秤。当年的老秤一斤十六两、一两十钱）都有，实际上烟农们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验级、评等级都由收大烟的说了算，卖了总比不卖强，谁能弄清楚大烟究竟值多少钱？吃亏的永远是老百姓。
纸币的贬值速度让人恐慌。抗战胜利那阵子，两元纸币兑换一块银元，这才过了半年，一块银元就能兑换五元纸币。李明秋从长安汇款全部都是纸币，姜秉公对纸币特别不信任，把纸币兑换成银元成为当务之急。烟农们也不喜欢要纸币，不要纸币没有办法，收购大烟没有那么多的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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