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亲自到古代，那是最大期望，从历史文献之中，从古代书画家的画作之中，他们了解的，应该是加工过的东西，真正走在历史的长廊之中，所感受到的，才是真正让人迷醉，移步换景，宋朝风光无限，这是真正的大宋城市，不是后来所谓修缮过的仿宋城市，仿过的，或许是根据历史的记载，或许是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从是有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现实跟思维的碰撞，很多之前没有验证的想法，成为了真正的现实，就比如说，后世常有学者的评估，在古代，大部分的县城或者府城，都是土胚墙，最多是加入一些石头，让他更加坚固，可是在赵信看到南乐城墙，却是青砖构筑的，整齐而且坚固，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些重要的城市，基本上都没有被贡献的记录，如果是土培墙的话，很可能在冲车的攻击之下，渐渐的坍塌，只有用青砖加上米糊构筑城墙，才能够坚实无比，挡住巨木和冲车的攻击。
南乐城墙，看起来更加的整齐，在某些功能性上面，甚至比后世留下来的城墙更加的坚固，后世中国的七大城墙，大部分都是明朝时期修筑，唯一是南宋时期修筑的寿州城，几乎把军事重镇发展到了极致，护城河、吊桥、角楼、警辅以及城垛的望洞和射孔。在古代形容它为“金城汤池”或“固若金汤”，历史上有“铁打寿州城”之说，正是寿州的城墙，让研究宋史的不少学者为城墙产生了争执。
在这些学者之中，很多都认为，宋朝已经出现了青砖城墙，只不过较少，只有在大城市，比如说北宋四京，比如说，军事重镇，辽宋边境的重要城市，西夏边境的重要城市，这些地方是要经历战火，没有足够的防护，很容易就被攻破的前提下，那就是巨大的浪费，所以会投入巨资，修建城池，可是内陆地区一些不太重要，就没有这个必要了，一般也不会经历战火。
可是也有一部分学者说了，城池本身就代表着官员的业绩，一个出色的城市，会让一个官员的考绩变的出色，在州府或者县城有余粮的前提下，修建城池是最为便捷的方法，这一点，也得到了一些文献的支持，比如说，运河周边一些比较富庶城市的州志上面，也有扩建城池的说。
两种论点，都有文献支撑，可行性也是得到验证的，所以有些争论不休，如果赵信依然可以给学刊发论文的话，他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北宋大部分运河城市，都铸造了城墙，而且不是土培的，而是青砖加盖大规模的城墙，他们不是以防御为主的，只是为了修建而修建。
从汴梁出发，除了最初的几天，后面一路路过了7个县城，全部都构筑了巨大的城墙，足见这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大部分都是基于最高标准修筑。南乐背靠大名府，更是如此，走出了码头，这里地势稍稍的高了一点，可以看到对面县城之中的情况，高高的角楼和城垛，还有上面似乎可以看到全甲士兵，赵信忍不住赞叹，好一个雄壮的城市。运河旁边，天然拥有一个基于运河护城河，护城河护卫着城市，而城墙上面吊桥、角楼、警辅以及城垛的望洞和射孔也是一应俱全的，显得特别的到位。
除了强大的战争潜力，南乐同样是一个重要商业县城，县城是核心位置是内城，居住的是达官贵人，在宋朝，民间较为富庶，可是除了四京这样的超级大城市，其他的中小城市，居民不多，即便是北京大名府，城墙的周长也不过是3.6公里多一点，算下来，一个被称之为北部重要城市的大名府，也不超过一平方公里，真的要住的话，能够居住多少人，几万人撑死了，还要除去城内必要的坊市，政府机关和其他的一些公共场所。
在宋朝，城墙内，只是泛指内城，那是最重要和最核心地方，可是一般人也住不起，里面的房价太贵了，即便是县城来说，对于一等以下的户来说，他们不太适合住在现成之中，住在哪里的少部分一等户和地方大家族，官换家族的，他们共同构成了内城的主要来源。
这些就是县城的人口，这绝对不是，人口更多的是一等一下的户，或许在比较富庶的城市，五六等的较少，却绝不是没有，他们没办法住在城内，绝大部分都是在城外居住，越是靠近城市的地方，人口越密集。
以城市为中心，因为城墙和护城河的关系，甚至距离城市一两里的地方，是管理最严格的地区，不允许建房和开荒之外，其他地方，在距离城市两里的地方，形成了大片大片的聚居区，这里往往被称之为外城，在一些防御比较强的地方，在外面围上一个土围子，拥有一定的防护能力，这样的花费也不大，容易给居民安全感，南乐就是这样，靠近运河的地方，围绕了一个不太密闭土围子，是更大规模的南乐吧，比起内城最少大了。
因为没有第一手资料，这在规则之中，应该是属于违章建筑，靠近县城这么近的地方，一般不会有什么村落，故而史书和名人记载之中，并不会对此多说什么，可是往往在诉说人口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汴梁作为首都，100万人口也算是正常，作为王朝首都，开封一共有27平方公里那么的大，百万人口，一平方公里的密度在4万左右，很密集，也算是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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