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事情有的时候真的特别巧，母亲在这遥远的大西北又遇见了她东北的熟人。
那个年代谁家都有四五个孩子，住房条件都不好，大部分人家房间又小又少，孩子多的人家还住双层的架子床。除了晚上睡觉孩子们几乎都在外边玩，摘果子、打弹弓、掏鸟窝、翻墙头，有时成群成伙吵吵闹闹打架斗殴，警卫连战士来纠察还不服气，双方甚至扭打至伤。学院对干部提出了教育子女的严格要求，同时让小学老师也要从教育入手严厉约束学生。这还不够，全体教职员工家属也要动员起来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那时候很多干部家属都是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这天家属委员会召集院内所有家属，在大礼堂开会，家里有小孩的放不下可以抱着来开会，还没有开学的孩子也一起来，一个也不能缺席，我跟母亲和楼上的邻居，还有梁阿姨她们都去了，大礼堂当时叫“临时会棚”设施很简陋，就是卫生处前大马路旁边，靠山跟的那个尖顶大瓦房。我们已经在这里看过几次节目表演了。礼堂里面一排排的凳子是砖头水泥垒的，上面固定着长木板，用红油漆写着座位号，中间座位边上有很多用来支撑大跨度房梁的柱子，如果坐在礼堂两边的座位上，有的地方就会被柱子挡住视线。
我们找座位坐好后，看见主席台长条桌子上铺着绿色的军用毛毯，有两位穿军装的领导，还有两位家属委员会的阿姨坐在台上，会议开始了，一个阿姨走到麦克风跟前说，“今天这个会的议题是关于院内子女教育的问题，我们在座的虽然都是没有工作的家属，甚至有些人都不识字，但是教育子女是我们每个家长必须负起的责任，这样才能更好的支持丈夫的工作”。哇------，有孩子的哭声响起，她母亲赶紧抱起孩子朝外走，有人小声议论说，讲话的这人是家属委员会主任，姓蓝，台上那个稍微胖一点的军官是她丈夫，是保卫处长。母亲左右摆动一下身子，想从前排人的缝隙处看清台上讲话人的面孔，她自言自语的小声说，这个人的声音有点熟，面目看不太清，我问母亲认识她吗？母亲点点头又摇摇头，“下面请保卫处的南处长给大家讲话”。
南处长讲了些什么我没注意听，我们小学生对这些不感兴趣，母亲被台上那个似乎熟悉的声音搞乱了心思。会议开了半天我们也不知道个子午卯酉。
接下来几天家属们按居住的范围，组成小组进行讨论和制定措施，保证自家的孩子不再惹事。我们楼上不上班的阿姨们，从家里拿上小凳子到楼后边，我家小屋窗户底下，坐在一起开会。邻居梁阿姨为人和善正直，她是母亲这个组的组长，是个老共产党员，从山东革命老区来的。
这天，家属委员会的蓝主任，转到了这个小组来参加讨论。这一面对面，母亲认出来了，蓝主任竟然是蓝采华，她有些激动。一晃过去将近20 年了，人虽然老了一些但样子没变多少，等到会散了，母亲快步走到她跟前叫“蓝姐”。蓝主任楞了一下，这多年没人叫的称呼，怎么声音有点耳熟，她定睛仔细辨认眼前叫她蓝姐的这个人，突然惊叫起来“你是三妹”，是啊、是啊，母亲拉着她的手说，你怎么在这儿？两个人同时发问。母亲说“到家里，我给你倒杯水咱们慢慢说”。
母亲历史故事中的蓝阿姨终于走到了前台，我们带着好奇心向她问了好。她四十多岁的样子，烫着大波浪头，杏仁儿眼，翘鼻梁小嘴巴，身材匀称，确实如母亲故事里讲的那样漂亮，又是大学生，旧社会被卖给了当铺掌柜做小老婆。那她怎么又在这儿出现了，我很想知道，她们进了大屋，我和三姐躲进小屋把门开着，偷听母亲她们的谈话，蓝采华的性格还跟母亲故事里的一样，爽朗豪放快人快语。“哎呀三妹真没想到在这儿又遇上了你，咱俩真有缘”，母亲说“可不是咋地，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你没怎么变，还是那么年轻漂亮”。“不行，老了、老了”蓝主任说着走到母亲跟前，摸着母亲挽起来的发卷说，“你还是那么老传统，还挽着这个卷儿”。母亲说“不是你说的结了婚的人，头发必须挽着吗”。蓝主任说“哎呀，这都什么年代了，哪天有时间我带你进城把头发烫成我这样”。“那可不行，像你那样我都不敢出门了，我没有你那个范儿”母亲说，“那你也不能再挽这个卷了，你才四十吧？这样打扮显得多老气，哪天有时间我帮你剪成短发”蓝主任说。
她们两个提起从前，情绪立即低沉了，声音也低了很多。我和三姐听不见就悻悻的跑出去玩儿了。
吃过晚饭趁着母亲有时间我就缠着她讲蓝主任的事。母亲说也没有什么，“阜新解放以后她找政府做主，跟当铺老板离了婚，当年她才二十五六岁又有文化，她跟当地的三教九流都熟悉，政府部门要清理烟管、妓院和赌场，就请她在街道办事处专做妇女工作。组织妇女做军鞋，做棉衣慰问解放军，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南连长，就是现在保卫处的南处长，他也是东北人，两人一见钟情就结婚了”。母亲停住不讲了，“那后来呢”我急着问，“后来她丈夫的部队打到哪她就跟到哪，全国解放后她丈夫上哈军工进修了一年，就调到这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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