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太和年间，魏丽关系基本理顺。从孝文帝承明元年（476年）六月至太和十八年（493年）十月迁都洛阳，期间十八年之久，双方基本保持了友好往来。北魏力主与东夷诸部建立和平关系，保证东部地带的平稳；高句丽在时任国王高链主持下也朝着与魏交好的方向推进双方关系，致使此时期双边关系一直保持了较为和平稳定的态势。期间，太和十五年（490年），高句丽王高链逝世，而业已亲政北魏的孝文帝特为高链举行了隆重的哀悼大礼。
文化
移风易俗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督使鲜卑族禁着胡服，改穿汉人服装；朝廷上禁鲜卑语，改说汉话；规定鲜卑贵族在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并改他们的籍贯为河南洛阳，改鲜卑姓为汉姓；鲜卑贵族门阀化，提倡他们与汉族高门通婚等。
洛阳聚集着大量的鲜卑贵族，孝文帝为了推广汉文化，不惜以彻底清除本民族文化为代价，禁止这些鲜卑贵族延续本民族语言、传统、风俗。但孝文帝推行汉化之后不久，在洛阳发现仍有妇女穿民族服装。
儒佛文化
孝文帝改革后，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在洛阳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作为首都，洛阳集中了全国的文化精英。这也是令南朝人感慨“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的缘故。除鲜卑文化、汉文化之外，佛教文化也在洛阳大行其道，使得洛阳文化呈现出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的特征。
在佛教信仰在洛阳大行其道，与孝文帝大力引入礼教改革北魏风俗文化相结合，形成北魏佛教信仰的一个特征，即儒家思想与宗教观念的融合。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如颜之推，在谈到佛教时充分肯定其宗教义理和社会功能，对批判佛教的言论给以多方面驳斥。吕思勉论说南北朝宗教信仰时，曾提到：“中国人之于佛，流俗虽不免迷信，士大夫之有识者，固多能知其教义。既能知其教义，自知其理与儒、道无二，而建寺、造像等，徒为烦费矣。”
人物评价
总评
孝文帝一生勤学，喜好读书，手不释卷。性又聪慧，精通五经，博涉史传。善谈《庄子》、《老子》，尤其通晓佛教义理。舆车之中，戎马之上，都不忘讲经论道。博学多才，擅长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占，侍臣笔录，不改一字，辞旨可观。自太和十年以后，诏令、策书皆亲手拟写；至于议定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也都亲自下笔。其他文章，不下百余篇。爱惜人才，亲贤任能，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见知，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显达；对朝廷的贤明之臣，有才能者常与其结为布衣之交。他对元勰、元澄、李冲、李彪、穆亮、王肃、高闾、宋弁等都一一予以重用，他们成为孝文帝汉化的坚定支持者，在制礼作乐、改革旧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遂为太和之名臣。
亲政以后，日理万机，不辞辛劳，勤于为政。操劳于朝堂之中，奔波于疆场之上，十几年如一日。祭天地、五郊，祀宗庙，常必躬临，不以寒暑为倦。尚书奏案，多自审阅；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他常说：“人君怕的是不能处心公平，推诚待人。能做到这两点，则胡、越之人都可以变得如亲兄弟。”虚心讷谏，从善如流。他常对史官说：“直书时事，无隐国恶。人君作威作福，史官又不写，将何以有所畏惧。”一直倡导和鼓励大家直言进谏，强调“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对敢于批评进谏的官吏礼遇有加。如大臣李冏“性鲠烈，敢直言，常面折高祖，高祖常加优礼。”而用法严谨，虽王公、贵戚、大臣也从不宽贷；然不计小过，宽以待人。左右进食，曾于食中得虫，又进汤误伤帝手，都是一笑了之。爱惜民力，生活俭朴。每次外出巡游及用兵，有关官吏奏请修筑道路，孝文帝说：“粗修桥梁，能通车马就行了，不要除草、铲得过平。”在淮南行军，如在境内，禁止士卒踏伤粟稻，有时砍伐百姓树木以供军用，也要留下绢布偿还。宫室非不得已不修，衣服破旧了，洗补以后又重新穿上，所用鞍勒仅铁木而已。
历代评价
《魏书》评价孝文帝：“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辟壤经世，咸以威武为业，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绪，早着睿圣之风。时以文明摄事，优游恭己，玄览独得，着自不言，神契所标，固以符于冥化。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至夫生民所难行，人伦之高迹，虽尊居黄屋，尽蹈之矣。若乃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加以雄才大略，爱奇好士，视下如伤，役己利物，亦无得而称之。其经纬天地，岂虚谥也！”
时人又称高祖孝文皇帝“追悦淹中，游心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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