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得大学报到的前一天，父亲在饭桌上史无前例的给我倒上酒，高兴的让我把它喝光。我看着他那张因为酒精作用而变得通红的脸，兴奋洋溢着幸福和满足，似乎完全变了个人。
父母觉得我已经是大学生了，也便是大人了，同意了我一个人前往杭州报到的请求。当时温州到杭州还没有开通高铁，我一个人搭乘卧铺大巴来到了杭州。岂料这只是辆过境车，到杭州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后就把我无情抛下了。站在箱子旁边，我抬头望着浩瀚的天空，孤独感从心底油然而生。我呆呆地站在原地，望着川流不息的行人，面对眼前这一切的陌生，不知所措。
一辆破烂不堪的小面包车在我在我身旁停下，司机见我打扮估摸着我是哪个大学报到的新生。他伸出头朝我问道：“去哪个大学？我送你去。”
顿时，省城杭州人民的热情犹如一股暖流涌入心头，感动的我差点情热泪眼眶。司机不等我回答，下车帮我把行李提上车，然后推着我像装货似的塞进车。车出了车站，我还在因为遇到了个好人，而在偷偷庆幸。我说：“师傅，你真是个好人，我去浙江XX大学。”
司机说：“不客气，在家靠父母，在外靠车主嘛，到那里八十块就够了。”
“什么，要八十？”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时通货膨胀远不及现在这么严重，人民币还是相当具有购买力的，我反问道，“当我家卖白粉的啊？”
“管你家是卖白粉还是卖面粉的，反正都这个价。”说这句话时，他刚才那张热情洋溢的表情此时显得是如此的狰狞冷漠。
我知道，我上了黑车，收起了刚才的天真认宰了。我默默地坐在车上一言不语，司机可能开车无聊了，又有了刚才招呼我上车时的那股热乎劲，一路上不停地找着话和我聊天。我瞧着他那副人模狗样，全然没了聊天的兴致，有一搭没一搭的敷衍着。
车子终于到了学校，司机收到如数的车费后一脚油门，车尾冒着浓烈的黑烟扬长而去。
下午天气酷热，校门口出入的新生络绎不绝，没有我想象中的热烈的欢迎仪式。我到咨询处询问报到的地点，那里坐着三个女生一个男生（后来我明白这正是我们学校的男女比例）。不等我开口一个身壮如牛的女生拉过我手上的行李，引导我朝报到处走去。
我怯怯尾随其身后，我望着她矫健的身躯自叹不如。尽管行李沉重，但是她走路的步伐依旧强健有力，酷似战场上的坦克愤愤直冲，穿梭在拥挤的报到新生人群中，犹如一位沙场老将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
当我找到自己的寝室的时候，发现里面已经有两个人先于我到达了。一高一矮，高的留着飘逸的红棕色长发，矮的贴皮短发，确切的说几乎于光头。二人形象差异巨大，看的我差点没笑出来。
二人见有人进来，停下手上收拾的动作。高个友好的和我打了个招呼，矮个看我一眼接着收拾自己的东西，没有言语。
我放下行李，开始收拾自己的床褥。期间，这个四人寝室的最后一位室友也来了。一个瘦高瘦高的男生，露着猥琐的笑容站在门口，对着大家打着招呼。因为陌生，我和高个只是简单的做了个回应。他见大家并不热情，略显尴尬，尬笑两声并拉着行李进了屋。
他的床铺和我相连，便先走到我边上，从身边掏出包长嘴利群，熟练的撕开给我们三个人分烟。我们都没有拒绝，停下收拾接过烟后，顺手拉过椅子坐了下来。
他把长嘴利群丢回自己的位置，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包中南海，然后给自己点上。他操着一口北方普通话，说：“刚来杭州，还没习惯利群，抽惯了这烟，别见怪。”
“你给我们分二十的长嘴，自己抽四块五的中南海。”我略带诧异，然后问道：“难道BJ的？”
“好眼力，这不托党和人民的福，不小心成了首都人民了么。”他接着说，“哥儿几个来的比我早，那以后你们仨就我哥了。我叫陈强，大伙儿就叫我小强就成，以后就承蒙三位哥儿们照顾了。”
我听了他的名字脑海里蹦出只蟑螂来，听着他的名字，我不仅觉得他父母把他名字取草率了，看着他那张脸以后，我觉得他父母把他的人也造的略显草率。
就这样，我们四人开始了自己介绍。高个子叫沈哲，杭州本地人，矮个子叫孙思辉。初次见面，我嫌二人名字难记，根据他们俩的外部形象，就给取了外号。沈哲被我叫成了长毛，而孙思辉也就成了光头。
“陶杰，你哪儿人?”长毛问我。
“温州。”
“温州？”他们一口同声道，“爽！”
“为什么？”我说。
“温州发廊，全国最大的连锁发廊。”长毛说，“和我们说说你们温州发廊的事儿呗。”
长毛说温州发廊遍布神州大地，无处不在，无人不晓，如果要选一样那个年代让人们立马能想到温州的东西，那温州发廊首当其冲。我听后哭笑不得，原来我们温州最出名的是发廊，连曾经一度风靡世界的假冒产品也屈居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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