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共王十一年，即公元前五八零年，冬，宋国华元前往楚国，后又前往晋国，促成楚国、晋国的友好。
楚共王十二年，即公元前五七九年，夏，五月，晋国范文子回见楚国公子罢、许偃。癸亥，楚国与晋国在宋国西门之外结盟，曰：凡是晋、楚两国，不要互相以兵戎相见，要好恶相同，一同救济灾难危亡，救援饥荒祸患。如果有危害楚国的，晋国就攻打它。对于晋国，楚国也要这样做。两国使者往来，道路不要阻塞，协商不和，讨伐背叛。谁如果违背盟约，神灵就诛杀他，使他的军队覆灭，不能保有国家。
狄人趁宋国西门会盟之时攻打晋国，却又不设防备。
秋，晋国人在交刚击败狄人。
晋国郤至前往楚国聘问，同时参加会盟。
楚共王设享礼招待郤至，子反作为相礼者，在地下室悬挂乐器。
郤至将要登堂，下面击钟又击鼓，惊慌地退了出来。子反表示，时间不早了，我君等候着，您还是进去吧！
郤至表示，贵国国君不忘记先君的友好，加之于下臣，赐给下臣以重大的礼仪，又加上奏乐，如果上天降福，两国国君相见，还能用什么礼节来代替这个呢？下臣不敢当。
子反表示，如果上天降福，两国国君相见，也只能用一支箭彼此相赠，哪里还用奏乐？我君等候着，您还是进去吧！
郤至表示，如果用一支箭来款待，这是祸中的大祸，还有什么福可说？当天下大治的时候，诸侯在完成天子使命的闲暇之时，就互相朝见，在这时就有享、宴的礼仪。享礼用来教导恭敬节俭，宴礼用来表示慈爱恩惠。恭敬节俭用来推行礼仪，而慈爱恩惠则用来施行政教。政教用礼仪来完成，百姓因此得到休息。百官承受政事，白天朝见晚上就不再朝见，这就是公侯所用来扞卫他们百姓的措施，所以《诗》说：‘赳赳武夫，公侯干城（雄赳赳的武士，是公侯的扞卫）’等到它动乱的时候，诸侯贪婪，侵占欲望已无所顾忌，为争夺尺寸之地而驱使百姓致于死亡，收取他的武士，作为自己的心腹、股肱、爪牙。所以《诗》说：‘赳赳武夫，公侯腹心（雄赳赳的武士，是公侯的心腹）’天下有道，那么公侯就能做百姓的扞卫，而控制他的心腹。动乱时，就反过来。现在您的话，是动乱之道，不能用来作为法则。然而您，是主人，至岂敢不听从？
郤至于是就进去，等到事情办完。郤至回去把情况告诉范文子。文子表示，无礼，必然说话不算话，我们离死的日子不远了。
冬，楚国公子罢前往晋国聘问，同时参加会盟。
十二月，晋国国君晋厉公与公子罢在赤棘结盟。
自邲之战后，尤其是庄王去世，楚共王继位后，晋国虽为楚国所败，中原诸侯依然拥护晋国。
楚庄王十六年、十七年、十九年，楚国先后破陈、郑、宋三国，可除了郑国之外，陈国、宋国很快就靠近晋国。
楚国的武功威慑中原，可除了郑国之外，楚国在中原得到的好像很少。
而事情在接下来的发展，可以说是颇为奇妙。
在楚共王八年之前，晋国人对于楚国的态度是避让的。
而楚国身为霸主，却不能得到诸侯的拥护，连唯一跟随它的郑国都自己亲手丢弃了。
楚国的霸业在先天就有着缺陷，即它缺乏着诸侯拥护的基础，又无道义上的加持。更加致命的是，向来以蛮夷习气横行南方的楚国，能以兵事胜，而不能合诸侯也。
身为楚国重臣的司马子反不能决断诸侯之讼，至两国国君驾临楚国。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说，当郑成公到达楚国国都的时候，楚国君臣已经失去了主动权。在事理上，郑国很难站得住脚，可从楚国的霸业来讲，楚国很难承受失去郑国的代价。
结果也十分明显，没有得到楚国支持的郑国，在楚国国都遭受了屈辱之后，很快就投入了晋国的阵营。
至此，楚庄王在中原地区取得成果几乎损失殆尽，楚国仅仅只能靠武功来维持自己的霸业。
对于晋国来说，只需要一场对楚之战的彻底胜利，晋国的霸业便又卷土重来了。
但楚国有楚国的缺陷，晋国也有晋国的问题。
长期身居中原霸主地位的晋国，在经历数代君主之后，德行不可避免地衰微了，卿族们的斗争逐渐你死我活，诸侯慢慢离心。
摇摆不定的郑国，在楚国的重礼之下，又亲近了楚国。
这一切，都给第一次弭兵会盟打下了基础。
而晋国西有秦国的威胁，新迁国都和内部的动乱，都需要一段平稳的时间来过渡。楚国东有吴国的威胁，相较于晋国，楚国的霸业更需要得到诸侯的认可。
但所有的政治手段只是为了协调与平衡，背后不过是一场取舍的游戏。
晋国要时间，楚国要体面。束缚它们的不是一纸盟约，而是没有迫切的利益相争。
当晋国再次将目光放在中原霸业之上，而楚国又绝不肯退让时，所谓盟约便成了空话。
霸主的地位是靠着场地的胜利确立的，只是一家想要雪耻，一家想要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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