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杨峥算是松了一口气，而且看皇帝的意思也没有怪罪的意思，倒是自己虚惊一场。
“微臣是想喝酒来着，可杨大人说我初来京城，怕我什么都不知道，捡些简要的事情说了些，微臣也听了几句？”杨峥陪着小心道。
宣宗嗯了声，道：“你对此事怎么看？”
杨峥不知自己猜得对与不对，大着胆子问道：“皇上可是问微臣对恢复洪武旧制的事么？”
宣宗道：“不然呢，这事儿放在朕的心头可有些日子了，当初洪武爷仿宋代制度，置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但这些殿阁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而且品级很低，只有五品，以免擅权。它只能算是“内阁”机构的滥觞。即便是皇祖时入内阁者也是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仍然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罢了，你看看如今，内阁设置不过四十五年的样子，一个个的权利越来越大，权力可以与宰相相比，朕这个皇帝有时反而还做不得住，你说朕还要这个内阁做什么？”
杨峥并没有着急回话了，而是将皇帝的这一番话细细品味了一番，越是细细品味，越是明朗了，皇帝这番话看似是决心不少，其实不过是一番抱怨的话，用杨峥的话说，就是雷声大，雨点小，身为皇帝早已习惯了内阁的存在，毕竟皇帝也也是人，当初宰相权利大，实则是为了方便行事，帮皇帝处理一些政务，但是宰相没了，全靠皇帝一个人，终究是不行，所以朱元璋在废除宰相后，又设置内阁帮自己处理政务，只是在朱元璋时代这些阁臣，也就是大学士还没什么权利，仅仅是作为皇帝的秘书一般。但是政务还是由皇帝自己来决断，但大明疆土太大，政务太多，就是靠皇帝做些决断也累得够呛，更何况朱元璋给后世子孙定下了太多的规矩，光是朝会，一天有三次朝，称早朝、午朝、晚朝，如实则皇帝要三次出面见群臣及民众。明制常朝有两种：一叫御殿，一叫御门。御殿又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御门是到奉天门。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就不是寻常人能吃得消的，更别说还要处理全国上下下下的政务，工作量之大，不言而喻了，朱元璋和朱棣都是戎马一生，知道创业之艰辛，因此权利不敢下放，但即便是这样两人也吃不消，找来内阁帮忙，更别说后来的皇帝，都是温室中长起来的，无论是身子骨还是精力都不如朱元璋、朱棣，在政务上的处理就不得不依赖内阁了，这样一来，权利又渐渐下放到了阁臣身上，内阁的权利日渐壮大，皇帝就开始不放心了，因为随着文官日益成熟，内阁的作用也就越大来越大，虽无宰相之名，却又宰相之实，甚至不少时候他们都敢于挑战皇权，皇帝毕竟是孤家寡人，面对天下文官的时候，毕竟是底气不足，思来想去只有两条法子，一是拉拢太监牵制文官，太监自永乐后，实力一直在膨胀，朝廷定制为二十四衙门，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十二监是十二个宦官领掌的内侍衙门，各置太监一员，下面还有其他品级的宦官。因为内侍衙门称“监”，其长称为太监，其中司礼监是明朝内廷特有的建置，居内务府十二监之首，二十四衙门之一。司礼监由太监掌管，在明初并没有太大的权力，而且受到限制。朱元璋曾说：“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还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并规定内侍毋许识字。洪武十七年还铸造铁牌，悬置宫门，明令“内臣不得干予政事，犯者斩”，并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然而，明中叶以后，皇帝多深居后宫，荒嬉享乐，不理国政，常常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批红”大权，明朝人往往认为宦官势力由此而攫取了宰相之权。“然内阁之拟票，不得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批红”就其权力性质而言，属于最高决策权，是实现皇权的一种方式。故司礼太监代皇帝“批红”，是在代行皇权，而不是攫取了相权。由此可见明代皇帝授权司礼监代行“批红”，与其说是要太监代为处理国政，还不如说是利用宦官势力牵制内阁，代表皇权监督和控制政府机构的施政活动，以确保皇权的利益不受损害和侵犯，并防止任何违背皇帝意图的行为出现。至武宗时刘瑾、熹宗时魏忠贤，大权独擅。用太监牵制文官是可以，但国家还要治理，在治理国家上说到底靠的还是内阁，没有内阁的‘票拟’，许多国家大事，太监根本拿不出章程来，所以从根本上说，朝廷离不开内阁，皇帝想要治理江山，打造一个太平盛世，从骨子里是离不开内阁的，但内阁的权势增大，又让皇帝不安心，在太监的唆使下，有意走回洪武时的老路子，可这路子看看是不错，到头来累的还是自己，因此这两个法子，其实都不怎么样，皇帝的心思也只是顺带敲打敲打内阁，真要恢复洪武旧制，第一个不答应的就是皇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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