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大明朝与弗朗机不打不相识的“合作关系”，同时也说明发展外贸多赚钱大搞军备才能强大。
明朝在“主权在我”的前提下，将澳门出租给了葡萄牙人。这是真出租，毕竟当时双方都有“业务需要”。
每年只收取500两银子，而且规定葡萄牙人需要按季度来到当地县衙交租金，这就是明朝官府的规定。而澳门被葡真正侵略，实际发生在西元1887年清朝和葡萄牙签署的《里斯本草案》中，里面规定澳门割让给葡萄牙，也就是清朝丧失了对澳门的助拳。但在此之前，澳门都算是出租地，因中方要收取租金。
从明朝正德时期至嘉靖二年（西元1523年），葡萄牙人已经出没在广东海域，但被明朝水师驱逐后，葡人很无奈，只得向东南海域进发。所以，明朝嘉靖年间的前20多年里，在广东沿海基本不见葡萄牙人。
嘉靖二十七年（西元1547年）、二十八年（西元1548年），在浙江巡抚、总督闽浙海防军务的朱纨领导下，明军不仅取得了“双屿大捷”和“走马溪大捷”，而且通过这两次对葡萄牙殖民者作战，明军又将葡萄牙人驱逐回广东海域，“自是西南诸番船只，复归广东市舶，不为浙患”。说明葡萄牙人被明朝拿捏的死死。
澳门被葡人占据，始于嘉靖三十二年（西元1553年）。《广东通志》中记载的故事就是：弗朗机人借口晒货，登陆澳门，“海道副使汪柏循贿许之”。又因有中国商人和葡人走私可得巨利，所以，中国商人主动为葡人运送砖瓦，“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打这里开始，澳门开始有了葡萄牙定居点。
在万历时期来华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的《大中国志》中说：“澳门是如何落入葡人使用下的呢？是因为葡人帮官府剿灭了海盗，官府奖赏他们居住在澳门。”但这种说法有点扯，因为书是葡人自己写的，美化自己是肯定的，而且众所周知在广东搞走私贸易的海盗，其实很多都是葡人。所以他的说法可信度不高。
还有说法就是，明朝的广东官府考虑到与其让海贼四处流传，不如划定各岛屿，让他们老实待着，也便于官府监控和剿灭。当然了，也有其他说法，比如所其实就是葡人贿赂地方官府，取得了岛屿使用权。
现在来看，广东沿海岛屿众多，能居住的岛屿也不在少数，但是在诸多岛屿中，只有澳门一处让葡人获得了使用权和居住权，其他岛屿虽有被葡人占据的记录，但都是暂时的，不久之后葡人自己就离开了。
这其中或许因葡萄牙殖民者被广东官府驱逐了。但是，澳门离陆地很近，而且也容易受到广东官军的围剿，且嘉靖二年前后，广东的明军已经学会了葡萄牙人先进的火器和战舰，军力优势和葡人不相上下。
所以，不存在明军打不过鬼佬且番鬼靠武力霸占的情况。因此，可以断定葡人在澳门居住必然得到了明朝的认可。从澳门被出租给葡人来看，明朝租给葡萄牙人以澳门更像一种招安，是为了方便管理番鬼。
西元1557年，广东发生了东莞兵变，叛军“直抵省城下”。兵变最后被副总兵汤克宽平定，明人《贤博录》中提到了这一兵变，是汤克宽邀请在澳门的葡人一同出兵帮镇压，作为回报，答应减免他们的租金。
这可以看作是葡萄牙向明朝伸出橄榄枝。同样，在西元1557年，浙江倭寇被胡宗宪、戚继光围剿，倭寇南逃福建。至西元1562年，倭寇攻占了福建兴化城，但西元1564年，明军又肃清了福建海域。
西元1566年，窜逃到广东的倭寇也被俞大猷等明朝将领带兵肃清。如此一来，大明沿海的倭寇基本被清理干净。但是，如果从“宁波争贡事件”引发倭患势不可挡的西元1523年开始算起，到西元1566年，东南海域的倭患持续了43年，对倭战争已持续了太久，让明军早已筋疲力尽，实在不想将对葡战争持续下去。
需要注意的是倭寇（日本海盗）问题真正解决还是得靠明朝内部政策的改变。这一时期，明朝开始采取灵活多变、重点打击的策略，对沿海走私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倭寇失去了合作者，也就转向安分。
所以，明朝统治者预计将对倭策略移植到对葡问题上，应该也能取得同样的成果，由此才出现了对葡萄牙人的招安。在《中葡早期关系史》中，有一段葡萄牙人的史料，反应出了葡萄牙王国对明朝的态度。
西元1554年，葡萄牙国王给其兄弟路易斯的信中提到了中国，明确了葡对中的三个要点：第一，派出的特使索萨去华不是为了占领澳门，而是为了对华商谈通商；第二，对华关系重在扩大通商和减少关税。
第三，“葡萄牙”改称为“普都利家”，不再称“佛郎机”，从而减轻中国人的敌视。信中提到的索萨，曾于西元1546年—西元1571年间活跃于中国、南洋、印度一带，是葡萄牙负责中国贸易船队的队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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