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元朝两次东征日本的重要原因是“宋日贸易”延续，因为宋人逃亡日本且日本金银产量很大。
曾在元朝时来中国游历多年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断言：“如此遍地黄金的宝岛，必然令当朝大汗忽必烈欲征服和吞并之。”由此可知，元朝东征日本并非只是蒙古人身为游牧民族那般简单的征服欲望所致，而是这背后包含着许多政治意图和经济因素，以及两国之间使者来往的态度、回复等综合原因所致。
元朝东征日本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两国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元朝复杂的国内环境导致这场战争爆发。
当元朝大军中的水师乘坐海船，历经千难万险并渡过惊涛骇浪，抵达日本列岛时，日军列阵好后并没趁元军登陆时进行半途截击，而是等元军列好阵形后，由日军射出鸣镝向对方宣告，表示“战斗开始”了。
元军的答复则是直接开炮轰击。而之前从未见识过“大炮”的日军，瞬间被元军的猛烈炮火及其巨大杀伤力彻底打乱了阵形。即使在元军东征日本近两百年后的明宪宗朱见深成化二年（西元1466年），当时的大明藩属国之一琉球特使，在出访日本时以“铁放”作为“礼炮法神”，围观的“室町幕府”众人无不大惊失色。
由此可见，直到此时，日本人尚不知“火炮”为何物。事实上作为古代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是先通过丝绸之路和蒙古西征传播到中东和欧洲，再由欧洲殖民者跨越大半个地球带到距中国并不太远的日本。
到了明朝嘉靖三十九年（西元1560年）正是大明王朝之嘉靖一朝的后期。而此时的大明帝国对倭寇入侵朝鲜之事，正由战略防御转向进攻。与此同时，在倭寇的老巢日本，却正处于所谓的“战国乱世”之中。
各路诸侯（“大名”）连年混战，自保尚不暇，哪儿有闲暇向明朝派出侵略军。当然了，在日本“战国”内斗中落败的武士、浪人也纷纷沦为了“海盗”，并一直不停地骚扰着大明海域，甚至和大明官军长期抗衡。
不过，这不可能只是一群来自日本的散兵游勇，因为背后还是有领头人的。事实上，在明朝嘉靖年间的倭寇中，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由于朝廷实施了“海禁政策”，使东南沿海一带大量靠经营海外贸易为生的百姓失去生计，部分沿海居民开始逃到明朝统治较为薄弱的海岛上干起走私的勾当。
在他们之中，还出了一个名叫汪直的人物（此“汪直”非西厂总管太监）有些能耐。比如在嘉靖三十年（西元1551年）汪直打败了另外一支称雄海上的陈思盼海商集团，后完全控制了整个东海区域，一时形成了“海上之寇非受汪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的局面，但后来被兵部尚书胡宗宪诱杀。
鼎盛时期的汪直，拥众二十余万，拥有一百二十吨以上的“巨舰”百余艘。这算得上是当时世上最强大的舰队了，无论大明官军或是西洋殖民者，在面对这股强大的“海盗”势力时，也都没必胜的把握。
早在嘉靖二十二年（西元1543年），尽管此时汪直尚未战胜陈思盼，也还没成为东海最大的海上势力，可他已像欧洲殖民者一样，在海外为中国人开辟了一块领地。因为这一年，汪直在日本“萨摩藩”的淞浦郡（今长崎县的平户）以及附近的五岛列岛一带建立了一个“集散基地”（根据地、殖民地）。
对此，日本方面有如下记载：“道可君（松浦隆信）系福禄、武运具昌之人，故有‘五峰’者自大唐（明朝）至平户津，于今之印山旧址建唐式宅而居。用其所长，而大唐商船不绝于途，甚至南蛮（西方殖民者）黑船亦初泊于平户津。唐与南蛮之珍货年年充盈，京、界诸国商人亦云集于此，已然有‘西都’之称……”
“五峰”者乃汪直对外的“自称”，因为日本历史上深受唐朝文化影响，故而以“唐”代“明”。所谓“五峰自大唐而来”就是指的汪直在淞浦郡平户津登陆一事。日方不仅没把汪直在日本领土上建立“基地”（殖民地）视为对其主权的侵犯，反而将此视为当地领主“贤德”的象征，可见这个“恭维”不可谓不高，就有点太虚伪了！
汪直以此为“基地”建国称王、任命官吏：他给自己起了名号“徽王”，占住的地盘叫“宋国”，“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此时，日本的诸侯（大名）们根本无暇顾及在日本领土建立的这么一个独立王国对其主权意味着什么，其甚至还争相讨好汪直，因为此时的“大名”们正忙于互相征战，故迫切需要增强自身实力。
而汪直能帮他们做到这点，因为汪直手中掌握着大量的各种战略物资。除了战略物资之外，汪直还给当时的日本人带来了全世界最新的高科技，因为就在汪直登陆日本的那年，他从暹罗（泰国）带着三名葡萄牙商人一起抵达了日本南方的“种子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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