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待教堂，是完完全全从艺术审美的视角看过去的。
教堂和皇宫几乎是最能够代表欧洲古典砖石美学的建筑。看教堂，顾为经就仿佛是看封印在时间琥珀中的一块历史碎片。
欧洲的油画大师们鲜少有人能绕开与教堂相关的绘画主题。
莫奈就在作品中把教堂这一宗教符号溶解，变为了自然多变的光芒，将宗教情感转变为自然情感，把歌特式棱角分明的丰富建筑细节隐藏在日出或黄昏时分的大气中，使冷冰冰的坚硬石头充满了空气一般的轻盈与弹性。
教堂里色彩艳丽的彩色玻璃窗？
印象派大师们反而只是用一点点蓝色、黄色、玫瑰色的斑点，暗示它们的存在，就足够了。
顾为经就时常把卡洛尔女士的《雷雨天的老教堂》和莫奈先生的《鲁昂大教堂》放在一起，两相推敲比较。
他好比在玩“找相同，找不同”的游戏。
找到的技法的相同点越多，两个人的艺术脉络就越接近。
找到的作气质不同点越多，顾为经对他们艺术风格的理解也就越清晰。
卡洛尔和莫奈一样，都注重对于瞬间光影的捕捉，都喜欢用碎片化的笔触，都将传统古板肃穆的“宗教场景”转变为了画架上对于色调光影的新奇实验。
他们用动态的笔触消解教堂的沉重感，又用自己内心的情感去构建崇高。
不同的是。
莫奈更加注重于瞬息之间的建筑明与暗，阳光和阴影的变幻转变，而卡洛尔女士的作品则注重以这种变换转变，表达主观情感上的慨叹。
《鲁昂大教堂》上如野花点缀在其上的彩色玻璃窗，到了《雷雨天的老教堂》上，却变为了一展彩色的烛光。
教堂主体建筑比这盏烛光庞大了无数倍。如豆的一点烛光，却才是画面的核心。
它是色彩旗盘上的“气”之所在。
正因如此。
比起教堂里浓郁的宗教氛围，反而是外面的建筑结构更加吸引顾为经的关注。
他想起，自己还许诺了画展期间，要捐赠给双年展的组委会一幅由他这位卡洛尔的发现者和论文写作者亲笔临摹的《雷雨天的老教堂》。
择日不如撞日。
顾为经算算时间，那时还是午后不久，到太阳落到无法提供足够光线的地步还有几个小时的功夫。
美术馆周边自然是不会缺少文创店和画具商店的。
顾为经索性去街上一家艺术用品商店里临时买了一套笔墨颜料和绷好白画布的画架，绕过教堂外草坪上坐着的正在举行什么读书会的菲律宾外籍劳工们，随便在树荫下找了个无人打扰的僻静所在，安静的画了起来。
好运孤儿院斑驳老旧不堪，早已大变了模样。
有专人修缮保养的这座圣安德烈教堂却簇新如初。
从它洁白的外墙上，顾为经依稀能看到，一百五十年前，卡洛尔女士眼中的那座建筑模样。
这一画，顾为经就画了好几个小时。
画的阿旺已经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好几轮了。
顾为经在安心画画，猫猫在安心睡觉。
他们都没有注意到。
不久以前，教堂另一侧正门前方，两辆黑色的轿车停下，管家先生一手撑着遮阳伞，一手搀扶着一位年轻女人走下了车。
后方的大车上。
秘书小姐推开了车门，一只大狗则探出了头。
——
“已经六点啊。”
安娜坐在圣安德烈教堂第一排的长椅上，听着上方教堂钟楼所传来的六声整齐的金属钟声。
有工作人员正在为烛台点上蜡烛。
如今已经不需要蜡烛去履行它照亮黑暗的古老职责了，它却依然以代表着信徒对于神明的奉献和感念而存在。
安娜知道，就在圣安德列教堂的西侧，那里立着一座石碑。
“TotheGloriousDead。(为了神圣的死亡)。”
“1914-1918”
“1939-1945”
教堂不远处有一块战争纪念碑。
和安娜下榻的那座莱佛士酒店一样，这座教堂也同为莱佛士爵士所建立。
那块纪念板据说一开始是为了纪念一战中死亡的英联邦士兵而设立，到了二战时期，在战争初期，这里被当作为了救死扶伤的医院。然而很快，新加坡成为了日占区，按照一些说法传言，圣安德烈教堂又被日本占领军当成关押盟军战俘和任何敢于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本地仁人志士的临时集中营。
若这是真的。
这座坚固的建筑，与建造者的目的相反，变为了束缚灵魂的笼子。
若不是真的。
这里离樟宜监狱不远，至少那里一定是日军在整个东南亚建立的最大的一所战俘营。
想来那时很可能就在这些地方。
人们被拷打。
人们被折磨。
人们死去。
有无数最暴虐、残忍、野蛮的事情在这里发生。
连“Glorious”这个单词上字母R上的缺角，都是被当年的日本士兵无聊时，用三八大杠步枪所配套的二式步枪刺刀劈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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