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而言，在法军占领奥属尼德兰之后，活跃于比利时政坛的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本土势力：
一个是冯克领导的爱国者，即主张效仿法国改革的平民党人。几乎所有说法语的瓦隆人都属于这一派的政治力量。
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倾向于与南面同文、同种，又是同一宗教信仰的强大法兰西结合起来。他们大多数属于较温和、不激进的雅各宾派份子，类似丹东领导的宽容派。
在比利时，瓦隆人的平民党长期以来，都是法国统治最坚定的支持者，也是第一批站起来武装反抗奥地利人的民间团体；
另一个是荷兰流亡者德-诺特领导的政治保守势力，他们大都是母语为荷兰语的佛拉芒人，主张发展工商业，实行自由贸易和保持宗教自由，试图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比利时联邦国家。
1794年，当一路高歌猛进的法军进驻布鲁塞尔的时候，诺特等人并不信任安德鲁，以及他指挥的法国-军队。
在少数政客的煽动下，很多佛拉芒人甚至将法国视为与奥地利同样残暴无道的异国占领军。这一点，安德鲁在1794年就感受过。
自然而然的，等到安德鲁-弗兰克在巴黎当政后，佛拉芒保守派逐步沦为军情局、宪兵队，以及现如今警务部打击的首选对象。
与此对应的，民众数量占优的瓦隆人平民党，随即成为安德鲁法国的扶持一方。从图尔奈开始，延续到布鲁塞尔、布鲁日、那幕尔、蒙斯、列日、根特等地，在情报部门的暗地操纵下，平民党人一直在比利时各地的议会选举中保持压倒性的优势。
不久之后，备受各方压力的保守派内部发生内讧，顽固坚持反法立场的德-诺特丧失了党内的领袖地位，继而选择了自我流放到伦敦；与此同时，以大富豪米歇尔-让-西蒙伯爵为代表的工商实业家们，开始领导与改造佛拉芒人为主的这一政治势力。
在军情局与警务部的记录中，比利时的超级大富豪，米歇尔-让-西蒙伯爵的贵族头衔，是拿钱买来的。
自从奥地利国母玛丽娅·特蕾莎去世之后，哈布斯堡家族也开始效仿波旁王朝，默许那些资不抵债的破产贵族在暗地里买卖爵位，但前提是必须向美泉宫支付一定数额的“注册费”。
与其他大腹便便的暴发户不同，46岁的西蒙伯爵似乎天生就具备一副高贵优雅的气质。那是他的主营业务是生产与销售各类奢侈品，需要常年待在巴黎或是凡尔赛，与法国的大小贵族打交道。
等到1792年法奥宣战后，西蒙当机立断离开了动乱中的巴黎，回归布鲁塞尔老家。除了日益消减的奢饰品经营外，西蒙家族在那幕尔地区拥有着多座煤矿，一个规模不小的钢铁冶炼场，还资助了一支遍及大西洋与波罗的海的船队。
据警务部门的保守估算，西蒙伯爵及家族成员，控制了不低于2千万法郎的优质资产，包括煤矿、铁厂、船队、棉花种植园与纺纱织布厂。别说在比利时地区，哪怕是放眼整个法兰西，这个西蒙家族都是妥妥的超级大富豪。
一段时期以来，“八面来风”的西蒙伯爵通过一系列政治献金行动，包括拉拢收买安德鲁的兄弟，时任比利时总督的塔里安；协助政-府和教会主持的慈善活动，无偿救助无依无靠的老弱妇孺等等，不仅成功修补了佛拉芒人同比利时新任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还赢得了很多瓦隆人的好感。
1796年的时候，在法国将奥地利军队赶出中南德意志之后，西蒙本人也彻底掌握佛拉芒人的党派，并成功将这个昔日的保守势力改造为“工商派”。
西蒙代表佛拉芒人向巴黎做出公开承诺：永久放弃比利时的独立要求，接受比利时与法兰西共和国合并的既定事实。
随后，西蒙领导的“工商派”高调支持法军镇压由英国间谍煽动的，比利时西北部少数佛拉芒农民参与的叛乱。
在1797年初，西蒙伯爵和“工商派”赢得了包括布吕赫、安特卫普、哈瑟尔肯、勒芬等多个大中城市的议会选举的胜利。
虽然“工商派”在布鲁塞尔的市议会选举中惜败，西蒙伯爵与布鲁塞尔市长的宝座失之交臂。
然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安德鲁居然在一周后，任命“工商派”的领袖，西蒙伯爵担当布拉班特省（首府布鲁塞尔）的省长。依照现行的《选举法》规定：城市的市长通常由议会多数派推选产生，而该省省长，基本上来自巴黎中-央政-府的直接任命。
很显然，安德鲁一方面是出于权力平衡的需要，防范瓦隆人的平民党（爱国党）一家独大，尤其是在布鲁塞尔这样的核心区域，就如同安德鲁任命平民爱国党的领袖冯克，在北方的安特卫普省担当省长一样。
近两年以来，平民（爱国）党内部有了一种激进的政治理念，与已被安德鲁流放到圣路易斯安娜殖民地的，巴贝夫曾经号召过的“平等运动”非常相似，包括要求解除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种种限制，取缔私有制，财产一律公有，以及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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