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处也和军队分家，虽然军队退役人员主要会分流进治安处，但是治安处属于政府部门管辖，也就是后世理解的公安系统。
来岛上一开始就立规矩，民政和军事直接分开，互不干涉，未来军人不得干政是一项铁律，同理政府不得涉军也是一样。
重文抑武的思路看看宋朝就知道走不通了，不能说赵大不对，当时的情况他认识到骄兵悍将的强悍和缺点，选择了他当时认为最好的制度。
唐兴于骄兵悍将，亡于骄兵悍将；宋兴于强干弱枝，亡于强干弱枝。
骄兵悍将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自己的钱粮、地盘、女人，上下同欲，前线拼命，后勤尽心，身经百战，不服就干。
强干弱枝外战外行，内战也外行，都是官家的打工仔，朝九晚五就行了，打赢了要被猜忌，打输了要背黑锅，不如开溜，溜不掉装死。
五代可以看作是晚唐藩镇的极端化，例如李存勖能打赢契丹是常规操作，北周还能打，到了北宋就不行了。
别拿北宋缺马来解释，这根本行不通，汉武帝时期的马匹达到了40万之多。
汉朝久远了先不说，唐宋元明清，元和清人家不缺马正常。
唐朝鼎盛时期，战马的数量达到了70万之多。
唐朝最初也没多少家底，李渊向突厥称臣，得了2000匹战马，后来又得到了隋马3000匹，这5000匹马成了唐王朝的起家之本，数字不一定准确，但基本就是几千匹马这个量级。
唐朝统一中原后，马背上打天下的李世民深知战马的重要性，在陇右大力养马。
根据《中国养马史》、《明史》记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明朝清点全国军队，士兵120万，但只有战马匹。
这还是徐达常遇春北伐，赶走了元顺帝之后的成果，在此之前，战马应该更少。
明永乐年间设马市于辽东等地，收购来自松花江至HLJ一带的马，并设立辽东苑马寺主持养马。
此后一直到宣宗朝，明朝战马数量一直保持在20万匹左右。
发现没？这两朝都是初期马少，后来打下来越养越多的。
唯独宋例外，人家是出道即巅峰，之后越来越少。
《文献通考》记载：“太宗太平兴国四年，诏市吏民马十七万匹，以备征讨。是岁，平太原，观兵于幽州，得汾、晋、燕、蓟之马四万二千余匹，国马增多”。
北宋宋太宗时期，宋军有17万匹马；等灭了北汉，又山西北部和河北北部获得了4.2万余匹马。
因为这里靠近边疆，一方面饲养战马，一方面可以从草原购买战马。
北宋在北伐幽云十六州之前有二十多万匹战马。
但是为何最后没马呢？
除了大量羊吃马占用牧场外，马政太烂算一个问题，结果老王变法还被玩坏了。
缺马只能用“体制”原因解释了。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王安石发起轰动一时的变法，核心内容就是推行“保马法”，把国营马场的马分给有条件的农民饲养，同时免除养马户的赋税和劳役，政府还给予补贴。
“保马法”本是谋国之举，但不料百姓却不堪其重。
因为一旦马匹病疫死亡，就要赔偿上万钱，一般小康之家会由此破产，故而“人人以有马为祸”。
引发民情汹汹，不出十年，国马奇缺。
是哪里出问题了？
为何汉唐明都能保证战马数量越来越多？唯独宋越来越少？
邢承恩不得而知。
一个国家武力威慑必须有保证，邢承恩干脆文武两条线，双方不得互相干涉。
为了防止以后双方争权，第三方司法纪检系统要独立出来，三权分立的政治格局在开始就安排上。
审判权在司法部门，以后的县官只管理政务，治安可以划归他有执法权，但是抓捕人犯交由司法部门审判，检察部门复审和公诉，官员枉法有纪检部们负责。
军队也一样审判权归司法部门。抓捕审问和处罚审核等权利集中在一个部门会膨胀成一个庞然大物，甚至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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