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番黄巾起义的时候，刘俭家乡涿县组织起来的义军，已经解散了，那些自发性组织起来的民兵，各自得到了赏赐，解散为农。
不过涿县义军的名单，刘俭手中有一份，只是一直没有想到这一层。
当天晚上，刘俭就写下了一封书信，派心腹送往涿县，告知简雍和自己的父亲刘周，不可断了与涿县义军主要领军人物的联系，要不断的打听义军主要士卒领头者的近况。
逢年过节要有礼物往来，如果谁家有了困难，该施以援手的时候，就要施以援手。
安排完了这件事之后，刘俭就又书信一封，派人送往了中山国无极县的甄家。
甄家的商贸在河北做的极大，涉及马、米、铁、布帛等诸多行业，在冀州乃至于河北，很多涉及到民生的商业，都与甄家或多或少的有些关系。
但甄家虽然行商，却并非是真真正正的商贾，相反的，甄家实是官宦高门，家中亦世出两千石官员。
这是东汉官宦之家与西汉前期最大的一点不同。
西汉时期，商贾受尽压制，特别是汉武帝时期盐铁专卖，迫使大商贾退出商业活动的主要阵地，使汉武帝时代的“抑商”政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但自武帝后，大汉“抑商”政策逐年开始动摇，盐铁专卖时禁时放，大官僚之家皆开始经商，很多官僚家子弟开始操纵心腹经营屠宰业及卖酒，到了西汉元帝时期，官僚经商成风，诸曹侍中以上往往私贩，官僚、外戚经商形成风气。
到西汉末年，民间商业活动已甚是活跃，各地重新出现作为上层豪强的富商大贾。
东汉王朝更是在商人地主们的支持下建立的，百年更迭进展，商人与官宦早已不分彼此。
西汉武帝时期商人位末，但是到了东汉时期商人的地位已是空前提高，权贵家族几无有不商者。
中山甄家和辽东公孙氏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不但是世有两千石之高门，且还是河北赫赫有名的大商巨贾。
而依靠马业起家的涿郡刘氏，在联合了苏双，张世平等一众成立了河北商贸后，与甄家的交易也逐渐增多，合作愈发的顺畅，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双方已经成了彼此不可或缺的好伙伴。
两家可算是亲密无间。
中山国与常山国中间只隔着一条滹沱河，地域极为接近，从无极县到常山不过只有百里之地，若是单人快马，一日时间便至，若是正常行军，一般也不会超过三日。
因此，若是常山的义军可用，倒是不妨在中山甄家采集一批铁器和马匹，用来武装义军。
真定县南临滹沱河，西临太行山脉，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因为靠近太行山脉，而如今的太行山脉，已经成为了氓首流民的聚集地。
在冀，并，幽等地生活不下去，无能力缴纳口算的黎民皆遁入太行，纵然不是山贼，也成了黑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等于脱离了汉朝的统治。看书喇
而太行山脉中的土地少有开发，虽有可开垦之田，但毕竟不如抢来的快。
因此西临太行的真定县，就成了太行山中贼寇主要瞄准的县城之一。
刘俭与孙瑾、刘暠带着一众亲信来到了真定县。
时有真定县令见两级上官皆至，不敢怠慢，带县中诸吏出县城二十里相迎。
见了真定县长，刘俭作为州牧，一边对他守护真定县，抵御贼寇的政绩做出了肯定，随后又向对方询问关于褚燕和地方义军的情况。
一说到褚燕，真定县长的嘴就有点管不住的，絮絮叨叨的给刘俭从头说起。
果不其然，真定县的情况也和别的地方一样，乡里之间诸家族关系极为紧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那褚燕所在的褚家，在乡中有田有粮，而褚家人对待乡邻又颇为仗义，在灾荒之年总是会拿出家中余粮和余种分于众人。
褚燕年纪虽小，但在乡里间却已有豪杰之名，他和其父团结乡里，结交游侠，广布恩义，颇有声望。
但是近些年来，天灾人祸，河北灾情不断，真定也受灾情影响，饿死了不少人，褚燕所在的乡中良田多为郡中高门所兼并，适逢灾年，饿死之人极多。
如今又逢着张角起兵，黄巾军杀来，刘暠和前任的常山国相弃国而走，所谓上行下效，地方县长唯恐被黄巾所杀，亦纷纷四散，常山国中的政府机构形成了真空状态。
在这样的情况，褚燕和其父召集乡邻与他们遁入山中避难。
褚燕的父亲本来是打算在黄巾之乱后回真定继续安居的，但没想到这在山中待了一段时间，突生寒疾，没几天便撒手人寰。
褚燕却借口其父乃因地方官吏暗害而死，誓要起兵报仇，其时正好黄巾为刘俭，皇甫嵩等人击溃，常山国的官署又处于真空状态，于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褚燕登高一呼，从者入流，很快便在真定以西的太行山脉中拉起了一股势力。
他几番往来真定，又在周边打劫，不断的武装着自己的队伍并召集人手，别看他年轻，驾驭属下却颇有一套，万人的队伍竟被他管的明明白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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