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来说，十六国时的北方军队，行装上没有太大的区别，穿的是羊皮袄，行军住的是羊皮帐篷，铺的盖的还是羊皮，前秦中兵也是如此。棉花此时刚经西域传入，进入内地大量种植是在宋末元初，当时可供填充被褥的只有木棉，难以大规模供应军需，其他草絮又不足以保暖。
这种以应对北方寒冷天气为主的装束，每到夏季，即便驻扎在长安，士卒也因炎热抱怨不已，世兵制下换装一般都是自理，除非赶上特殊目的导致的出征，才会由国家承担换装。
因此在桓豁死后，前秦没有急于在夏季发起进攻，而是利用整个秋季征调、集结，入冬后才开始合攻襄阳。而且负责主攻的部队，考虑到水战，才征调了镇守蒲阪的苻丕所部，又以隶属宿卫下的一部新组建的中兵从征，进行补充、加强，这之外还大举征发了前燕鲜卑徙民。
除了士卒对气候的不适应，大军南下，人畜汇集，荆州刚经历了旱涝，选在冬季用兵，也能降低爆发时疫的可能。
北方胡人政权下，并非没有成规模的水军，只是在与步、骑的整体比例中，占比极小，其素养与东晋的水军相比，就如同选修课和必修课的区别。
前秦的水军大多属于劳役性质，而不是东晋那种专精水战的步卒，如长安有汉漕渠直通黄河，连通关东漕运，在蒲阪至陕城这段黄河，分别有蒲津渡、风陵渡、大禹渡、茅津渡，赖以谋生的船工、水夫数不胜数。但水战不光是会操纵船只、懂水性就行，苻丕麾下从蒲阪南下荆襄的水军，虽然经过了强化训练，完备了甲械，可在战斗意志上仍然是畏战的役夫。
关中自古以来尚武成风，战歌无衣一直广为流传，班固在汉书中就记载秦地“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赤壁之战后，曹操进兵关中，曾传令诸将“关西兵精悍，坚壁勿与战”。秦地有着久远的军事传统，自春秋战国至魏晋，历来有农闲时组织训练的习俗，因此秦人对“长矛”极为擅长。这个长矛，说的不光是五、六米的长兵，还有军阵的意思。
苻坚修泾水渠时，收得关中豪望富户僮隶数万，其中丁壮就有三万余，事后并未将这些人口放还，而是编为军户，沿着新修的泾水渠就近屯田。
决意趁桓豁病故的机会攻打襄阳后，又从这三万余屯卒里精选勇锐，得了通熟水性、战阵的选锋三千余，置于左右卫下，由武卫将军苟苌统领。
苟苌之前，执掌武卫营的是王鉴，王鉴原为李威下属，曾参与云龙门之变，极得苻坚信任。但救援寿春袁瑾时，王鉴兵败而归，武卫营也损失惨重，随后一部被带去豫州转为镇兵，一部回转长安补充，但战力已远不如前。
新补入武卫营的这三千人中，不少人原是长安城内各家豪贵门下的奴仆，其中也有吕氏的部曲。长安城北的吕宅，位于长安城内、宫城之外，内有田庄，外有坞壁，如同一座城中之城。
吕婆楼于苻坚有佐命之功，他在世时，吕宅豢蓄的私兵，并不惹人注意。可吕婆楼去世后数年，吕光也未能升任中兵将校，加上长安勋贵一直以来都存在不小的反对声，苻坚也有意识的对城中贵戚进行削弱，毕竟当初云龙门之变追随他闯宫的主力就是贵族私兵。
武卫营新卒中，有一人唤作吕阿豺，他出自陇西鲜卑小部落，因部落屡遭兼并，本无姓氏，原为苻双部将苟兴帐下的骑卒。前秦五公之乱时，吕光随王鉴讨伐叛军，先后击败苟兴、攻克上邽，阿豺作为战俘被充为营户，随军驰援蒲阪，以勇力补入正卒，成为亲兵，之后因为养伤就留在长安吕宅娶妻生子。
吕隆获赐为国子生入太学读书，随侍的仆僮吕大就是吕阿豺的儿子，吕大与吕超同岁，吕隆与其名为主仆，却情同兄弟，就连元服也是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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