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经济的寇准上任宰相之后发现，国家的局面远比想象中危急得多。咸平年间西北有张齐贤坐镇对付李继迁勉强能应付，可河北面对辽国基本上就是清晨的大马路，辽军如入无人之境，随便劫掠。
到了景德年间，辽国对北宋的威胁已经到了掀桌子的局面，在河北已经完全被打穿的情况下，辽圣宗母子决定，御驾亲征，收回瓦桥关。
景德元年九月，辽军开始了总动员，主帅萧挞凛在早年间跟随耶律斜轸多次与宋军交战，在耶律斜轸耶律休哥相继去世后逐渐担任南征主帅之职，此前已多次击败宋军，对宋战斗经验丰富。
辽军一路南下，宋军也没闲着，当时的宋军统帅已经换成了王超，王超这老哥从西北来到河北，打完党项打契丹着实是挺忙，来到河北之后也听说了前任傅潜的光荣事迹，不敢贻误战机，迎着辽军就上，于是在河北唐河县，辽军主力遭遇了宋军主力。
萧挞凛带着辽军主力跟王超打了几把太极，吃惊的发现，这兄弟根本没兴趣跟自己决战，只是在唐河摆好了阵势，你来我就跟你拼命，你不来我也懒得理你。这下可正中萧挞凛下怀，辽军多为骑兵，机动性强，既然你不打算跟我决战，我直接绕过你，于是在接下来辽军南征势如破竹一路打到黄河边的澶州，到了澶州，辽军再也打不动了。
因为守澶州城的是李继隆。
当时的河北战局出现了一种极为诡异的场景，手握重兵的河北宋军最高统帅王超在定州按兵不动，而除了王超方面军之外河北再也没有一支军事力量能与辽军野战。但野战虽然打不过辽军，宋军在各个大城市却守得固若金汤，河北的瀛洲、冀州、大名等重要城市都还牢牢掌握在宋军手里。
澶州城跨黄河而建，分南北两城，辽军到达之后将北城三面围了个水泄不通，萧挞凛率领骑兵从西北侧进攻，李继隆守军兵力有限不敢硬拼，只能在关键的隘口布防，为了弥补兵力不够的劣势，李继隆让守军把宋军的强力杀伤武器床子弩搬上了城头，一旦双方发生战斗，床子弩随时发射支援。
据史书记载，萧挞凛率队突击期间“异其旗帜，躬出凸战”，说直白点就是标新立异，主帅就是帅，跟别人不一样。
可惜萧挞凛忘了人怕出名猪怕壮的道理，李继隆麾下的宋军军事素质过硬，对旗子非常敏感，看见不一样的旗子知道大人物来了。杀猪杀屁股，擒贼先擒王，床子弩给这位大领导招呼上，萧挞凛也是背，一发巨弩正中额头，辽军慌慌张张把萧挞凛抬了回去，但伤势太重，人还是不行了。大战在即主帅身亡，辽军士气一落千丈，太后萧绰更是悲恸辍朝三日。
辽军一路打到澶州城下，虽说野战势如破竹，但实际上河北没拿下来几个城池，河北的宋军主力也没受到损失，只不过是辽军入侵驿道受阻，切断了河北与中央的联系。
对面守澶州城的是老伙计李继隆，打不进去；背后是河北宋军主力，实力仍存；再往前就是不到三百里就是北宋都城开封。当时的情况对于辽军来说，如果坚持打澶州，李继隆打不过，有可能在澶州夜长梦多最后被北宋援军包了饺子；如果越过澶州打开封，主帅萧挞凛都死了，辽军士气低落几乎不可能再往南打，况且李继隆不是王超，实在不好惹，随时可能会从后面追击辽军；如果退回去，堂堂大辽帝国跑到宋朝境内浪了一圈无功而返颜面无光。
辽国的实际掌权者萧绰同志来到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选择的十字路口，一旦选错，将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灾难。
辽国统治者焦虑，北宋皇帝真宗同志也同样焦虑。
从景德元年九月初辽军进攻开始，前线的军情一封接着一封送到了开封，军情十万火急一刻容不得耽误。可面对如此紧急的军情，朝廷里争论的却不是如何调兵遣将抵抗辽军，而是抵不抵抗。
当时的中书里投降派主要分两个派系，一派以枢密副使陈尧叟为首主张学习唐玄宗逃亡四川，另一派以参知政事王钦若为首主张学习司马睿逃亡江南，读书人真是学识渊博，连逃跑都知道引经据典。
大臣提议逃跑，真宗更是拿不定主意，拿不定主意就不表态，真宗装作很佛系。直到寇准在上朝时汇报了前线军情，真宗才惊讶的表示，前线危在旦夕，大家商量商量，我们是迁都到成都呢还是迁都到金陵呢。
大臣们都装作不表态，寇准发言了，告诉真宗，谁给皇上出的迁都的主意？应该拉出去砍了。
寇准是同平章事，是正宰相，投降派的王钦若是参知政事，是副宰相；陈尧叟是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俩人都属于寇准的部下，都不敢说话。
寇准接着说，陛下英明神武，国家将相同心，辽国皇帝太后亲征，我们也应该由陛下御驾亲征，退一万步即使不亲征也应该坚决抵抗，如果这个时候迁都逃亡四川或者江南，人心就散了，大宋将失去天下，半壁江山也保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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