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二年三月，首相韩琦向英宗上梳，请求为英宗的亲生父亲濮王赵允让制定尊号以方便以后祭祀，一场昏天暗地的政治风暴就此拉开帷幕。
你不是议礼吗？我司马光最在行，司马光一马当先，旁征博引讲事实摆道理上梳一封，说经研究，由于陛下继承仁宗大统，仁宗为陛下“皇考”，应当尊生父濮王为“皇伯”。
英宗那点儿小九九司马光看的门儿清，不就是想给你爹提高尊号吗？这事儿不可能。
韩琦觉得司马光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原因很简单，西汉宣帝也是旁支入继大统，即位后也尊自己生父为皇考，既然有这样的先例，那汉朝皇帝能叫自己生父皇考，怎么宋朝的皇帝就不能叫自己生父皇考了。
司马光的论点得到了许多大臣的支持，一水儿的翰林学士和谏官纷纷跟着上梳，支持尊濮王为皇伯。
当时的宰执是两名同平章事韩琦和曾公亮，两名参知政事欧阳修和赵概，曾公亮和赵概中立不表态，枢密使富弼当时又染上了足疾无力理会朝政，枢密院也向来不参与中书决策，所以基本上就是中书首相韩琦和副宰相欧阳修支持尊濮王为皇考。
谏官们攻势澎湃汹涌，英宗完全没想到大家都对这个提议如此反对，行啊，你们不是说应该尊我爹为皇伯，不让我管我爹叫皇考吗？那咱就找专业的礼仪机构给咱分析分析，看到底应该怎么上尊号。
英宗下诏尊号问题交由太常礼院拟定，具体事宜礼院长官范镇负责。
范镇是宝元元年进士，与司马光是同年，两人私交甚好。仁宗朝嘉佑年间范镇第一个上梳请求立嗣，后来连上好几封奏疏，不惜得罪皇帝也要劝谏。英宗即位后，范镇出任翰林学士兼知礼院，不再担任谏官。有这样的为官经历，可以想象得到范镇的立场。
果然，经过太常礼院一番深入分析研究，得出了结论，范镇把结论上梳给了中书，韩琦一看气不打一处来。范镇在奏疏里说了，汉宣帝入继大统之后尊自己亲生父亲为皇考那是因为汉昭帝是他爷爷辈，跟仁宗英宗这种父子关系完全不一样，不能乱套用，尊濮王为皇考这事儿不可取，应当尊为皇伯。
韩琦把范镇找来一顿怒斥说礼院工作疏漏，范镇装糊涂回答说所有结论都经过了严密的考证，有据可依，不敢怠慢。范镇把皮球踢了回来，韩琦也没办法，总不能革了范镇的职自己去研究礼制吧。
太常礼院的结论出来了，谏官们的奏疏更是一封接一封的向英宗飞来，韩琦跟欧阳修实在无力招架，干脆把所有奏疏按下不发，不给英宗看。
谏官们出离愤怒了，御史中丞贾黯自请罢官，不干了，临行前又上最后一封奏疏说韩琦、欧阳修是阿谀奉承、违背道德，让皇帝背上两个爹的骂名。
接着谏官吕诲上梳弹劾宰相韩琦五大罪状，说韩琦愧对先帝。又与御史范纯仁、吕大防共同弹劾欧阳修首开邪议，干扰皇帝视听，既对不起仁宗又对不起英宗。还弹劾曾公亮、赵概说俩人尸位素餐，眼睁睁看着韩琦欧阳修颠倒是非却不作为。
三个人一阵猛烈输出，从原来的反对尊濮王为皇考这个问题直接跳到了对宰相们的人身攻击，末了三人觉得还不够力道，最后一起上梳称自己有罪请求朝廷治罪，回家待罪去了。
矛盾越来越激化，英宗也坐不住了，问几位宰相怎么办，欧阳修说现在谏官们已经与我们宰执势不两立了，如果我们有罪，请陛下治罪，把谏官们召回来。
事态逐渐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再这么下去朝廷要停摆了，英宗怕了，这边安抚韩琦欧阳修，那边又派了使臣去三位谏官家里诏令他们赶紧回来上班。
三人都很有骨气就是不回来，御史范纯仁还回了一封奏疏说，必须严惩首恶，否则不能给天下一个交代。
这首恶不就是韩琦吗？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进士及第后为了照顾年迈的范仲淹辞官不受，一直照顾父亲到去世后才出来做官。后来历任多地地方官政绩斐然，加上孝道闻名天下，被朝廷重点提拔入京担任谏官。
韩琦看到范纯仁的奏疏后非常伤心，回想当初与范仲淹庆历改革时亲如兄弟，范纯仁入朝为官之后对他像对待自己亲侄子一样照顾有加，没想到如今却被范纯仁如此攻击，不免心生悲凉，图啥呢？
英宗经过再三考虑，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把三名谏官罢官外放贬出了开封。
不要小看谏官，北宋政治发展到仁宗朝，台谏系统已经非常成熟，台谏实际上分为御史台和谏院两个部门，由于二者功能高度重合，后期逐渐有了台谏合流的习惯。台谏系统官员御史台御史、监察御史、言事御史加上御史中丞一共不过六人，谏院左右司谏、左右正言也不超过六人。
谏官满打满算算是兼任的也就十几个人，除了进谏弹劾外，谏官还兼任外交职责，每年出使辽国都有谏官担任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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