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眼前摇摇欲坠的独木桥和桥下深不见底的潭水，苏轼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劝章惇算了，太危险。没想到章惇丝毫不在意，径自走过独木桥，一手抓着旁边的树枝保持平衡，另一只手拿笔沾墨在山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
被章惇吓了两次的苏轼没好气的说，兄弟你以后一定会杀人。
章惇奇怪问苏轼，怎么看得出来？
苏轼说你这人连自己的命都不要，别人的命你更不会在乎。
不要命的章惇在地方上历练了数年，英宗治平三年，被欧阳修推荐参加制科考试，欧阳修是北宋有名的伯乐，早就听说过章惇当年科举考试时的壮举，年轻人后来在地方上的工作也很踏实，不推荐这种人推荐谁？
章惇不想辜负欧阳修的一片好心，但官场的路从来都不会一片坦途。欧阳修当时正跟谏官集团因为濮议斗的你死我活，本着敌人推荐的人才就是敌人的原则，谏官们疯狂攻击章惇，御史中丞王陶更是亲自上疏弹劾，说当年章惇两次考中进士，不是为了报效朝廷，而是沽名钓誉不配进入馆阁。
宋代的文人讲究名节，既然你攻击我，那我干脆不做。继续在地方任职的章惇没有等太久，熙宁变法之初，王安石听说了章惇的才学，在章惇进京述职期间把他找来，攀谈之下发现章惇非常聪明而且思路清晰，非常器重。
当时有人提醒王安石说，章惇这人品行有争议，用人要慎重，王安石却不以为然，用人要用才，不能过分追求品行，有才之人就应该用。
受到王安石器重的章惇时来运转，以阁臣身份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任职。
随着熙宁变法国库逐渐有钱，朝廷在对外政策方面发生了很大转变，开始谋求外拓，王韶率兵熙河开边期间，湖南地方官上疏，当地蛮族酋长请求归附，请朝廷予以收编安置。
与大部分人想象中不一样，其实一直到了宋代，在我国湖北湖南、贵州两广等地仍然存在大量少数民族部落，这些部落不属官、不服管、不缴税、不纳贡，俨然国中之国。
为了国内整体局势安稳，一般情况下朝廷对这些部落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不给朝廷添堵就当你不存在，可现在这些部落居然主动要求收编归附，那当然是好事儿。
蛮族部落人数众多，为了把事儿办稳妥，王安石安排亲信章惇前去亲自处理。章惇奉命到了峡州（今湖北宜昌市），没把蛮族部落当回事儿，找了个自称熟悉当地情况的混混去联系蛮族酋长安置事宜。
混混不辱使命，深入到蛮族部落，一来二去的跟人家酋长老婆搞上了，很快被酋长发现怒而杀之。这下可好了，朝廷派来的联络官事儿还没办，先把人家老婆给睡了，酋长干脆召集部族在旁边州县大肆抢掠，以泄心头之恨。
收编蛮族到了这个份儿上，章惇简直想自扇嘴巴子，峡州动乱的消息传到了朝廷，王安石从开封写信给他狠狠地喷了一顿叫他凡事一定要稳重。
眼见蛮族动乱没有停下来的势头，郁闷的章惇决定军事镇压，宣调附近三路的军队前来剿匪。
章惇这种行为是极为冒险的，当时他的身份是荆湖路察访使，本职工作是察访当地新法制度落实情况顺带安置蛮族族民，剿匪原本就没在工作日程表中，擅自宣调军队前来，平叛打赢了还好说，万一打输了神宗怪罪下来，王安石也保不住他。
章惇决定赌一把，三路军队开过去，出乎意料的很快平定叛乱，不仅峡州蛮族归附，旁边的懿州、洽州、鼎州蛮族也纷纷望风而降，归附朝廷。
蛮族一归附，部落的族民成了北宋普通百姓，盘踞的地区也被州县收编，国有土地、户籍增加了不少。要知道在古代社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人口，其次就是可用于农耕的土地，章惇这次误打误撞在国内开发出相当于好几个州的人口和土地，功劳不小。
能文能武的章惇逐渐进入神宗的视线，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吕惠卿因为背叛王安石被神宗厌恶，也失去了回到中央的机会，蔡确和章惇先后升任翰林学士接着进入宰执。
元丰年间，中书里王珪任首相，蔡确和章惇分别任次相和副宰相门下侍郎。首相王珪又称三旨宰相，上朝时“取圣旨”、神宗决定后“领圣旨”、退朝后告诉别人“已得圣旨”，基本上就是个传声筒，凡是不怎么拿主意，擅长和稀泥，搞团结。
首相搞团结，次相和副宰相坚定的推行新法持续贯彻，神宗元丰年间政策运行稳定而成熟。
按道理说，神宗是本人主张改革变法，蔡确和章惇两人又是新党的核心骨干，又是神宗和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理应对神宗言听计从。可蔡确章惇两人不仅常常与神宗作对，有时还会噎得神宗接不上话。
五路伐夏失利之后，王中正向朝廷汇报运粮官失期导致河东路鄜延路两路大军吃不上饭最终败退回来，神宗大怒，下令处斩运粮官。第二天上朝问宰相蔡确说人杀了没有，什么时候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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