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即便如此，能够短期斗的赢甚至跟蔡京过过招的谏官仍然屈指可数，不是因为台谏制度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徽宗自己在带着头的破坏台谏制度。
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北宋的政令下达是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实现的，根据诏书拟定制度，需要由宰执商议形成初步意见报呈皇帝，然后由皇帝批准，交由中书舍人或者翰林学士撰写诏书，再由门下省复审，执行完以上所有操作后再由一个叫做通进银台司的部门最后复核，才能最终下达给有关部门执行诏书。
以上这么多步骤中，只要有任何一个节点上任何一个责任人认为诏书不妥，都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将诏书封驳，由宰执和皇帝重新拟定。而台谏官员又可以在任何一个节点上疏提出意见，诏书流转的全流程都在谏官监督下执行，只要谏官弹劾而且弹劾言之有理，诏书就要重新拟定。
诏书从制定到下达之所以要经历如此复杂的流程，台谏的监督又是如此严密，就是要规避因宰执成员个人或皇帝个人好恶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务必使得诏书经过大多数人的拟定和审阅，从最大程度上防止任何人专权。
没错，皇帝专权也不行，大宋可是民主国家，皇帝想搞独裁门儿都没有。
我们现代很多学者、读书人对于宋朝的向往也多与宋朝这种极其民主的制度有关，大臣上疏言事、国家不杀文官、任何人不会因言获罪。
汉朝党锢之祸、唐朝周兴来俊臣冤狱杀人、明朝御史不听话直接廷仗伺候、清朝更不用说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句话就可以杀人。
无论对比之前或之后的历朝历代，宋朝的民主程度和对文官士大夫的尊重程度独一档。
但这一切在徽宗朝被破坏了。
蔡京上台以后，虽然经过设置讲议司筛选党羽打击异己，可朝廷毕竟还是有不少正直的官员他笼络不了，台谏系统历来都是硬骨头集中营，蔡京根本搞不定。
为了绕开谏官的掣肘，蔡京找到徽宗商议，君臣二人采用内降来对付谏官。
所谓内降，就是皇帝从宫里直接发出来的命令，又称内降手诏，可以政事不经中书、军事不经枢密院直接发出，得到内降的部门或个人必须立即无条件执行，原则上内降的法律效力等同于诏书。
其实内降原本也并非完全合法，最早开始于刘娥时期，由于其太后身份不能随意的接见大臣议事，处理朝政不方便，于是很多事项决策就以内降的形式进行决策。后来仁宗亲政以后专门下诏禁止使用内降，可到了神宗朝后，为了雷厉风行变法方便，很多政令在王安石和神宗商量好之后也直接以内降的形式发布实施。
到了徽宗朝，内降这样不合法的灰色施政方式被徽宗改革成为合法方式。大观三年五月朝廷下诏，明确朝廷各部门和各地方应当严格执行内降御笔的要求，有违背的以大不敬论处。
事实证明，内降手诏没一点儿好处，人不是机器，是人就会犯错，集合大家的智慧来商量着来就是为了防止皇帝一个人犯错给国家带来灾难。神宗内降手诏推进熙宁改革造福国家，可后来跟西夏打仗要不是他胡乱发手诏打乱前线的行军部署，搞不好西夏早被灭了。
我们经常强调读史书了解历史一定要避免非黑即白的绝对论调，但即便如此也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比如独裁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好处。
蔡京依靠皇权既实现了徽宗的独裁，也从某种意义上实现了自己的独裁，朝堂上百官噤声，没人敢对他提出反对意见，一时之间颇有些东方不败的味道。
东方不败的蔡京未曾想到，真正能威胁自己的地位的人物就在自己的党羽之中。
宣和元年（1119年）正月，王黼受诏命任职次相，蔡京独相的时代结束了。
王黼是开封本地人，崇宁年间进士及第后先后在相州等地方做官，原本北宋每一科的进士那么多，王黼也不是高榜进士，入朝做京官这事儿跟他基本上也就无缘了，一辈子大概也就是个地方官。可人家王黼有个独门的核心竞争力，帅。
史书记载王黼本来长得就帅，而且除了基础的帅还搭配了白皙的皮肤、一头金发和一双金色瞳孔的眼睛，看起来简直就是帅中之帅。
自古以来与女色相比，男色更是一种稀缺资源，寇准、章惇都是个人能力出众又加上帅，后来的仕途才如虎添翼平步青云。而王黼同志更是帅出了新花样，不仅有基础帅还有金眸子，更是迷倒一片群众。除了不同凡响的帅之外，王黼还特别能说，口才好，大帅哥再加上口才好，还是进士及第，差不多就跟撒贝宁一样了。
地方任职没多久，王黼果然引起了别人的重视，在兼职编修书籍的时候王黼认识了一个叫做何志的官员，被他的外表和口才吸引，将王黼推荐给了父亲何执中。何执中当时任职副宰相，见到王黼之后也是一百个喜欢，很快，经过何执中的推荐，王黼进入馆阁任职，步入了仕途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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