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是传旨倒也不至于让梁师成成为一支政治力量，但徽宗到了大观、政和年间越来越懒，常常连圣旨都懒得自己写了，正好梁师成会写字，那就由梁师成来代笔了。
虽然历朝历代都有宦官干政的，但在北宋宦官竟然能染指圣旨的撰写这还是头一回，圣旨干系重大，每一字的不同都可能导致政策完全不一样，这就导致了朝廷里所有人在关心徽宗对于某些事件看法的同时，还要格外关注最终圣旨的下达，毕竟表达意思和撰写圣旨的不是一个人，梁师成表面上是替徽宗撰写圣旨，实际上掌握了无限大的权力。
我们经常说坏人臭味相投蛇鼠一窝，同为六贼的梁师成，按道理说应该跟蔡京情投意合才对，但出乎大家意料，梁师成跟蔡京非常不对付，而且原因还要追溯到苏轼身上去。
梁师成得势之后，也许是附庸风雅也许是确有其事，对外号称自己的苏轼的儿子，为了维护苏轼儿子的格调，派人到处搜寻苏轼和其他名家的书画作品用于收藏，还邀请宾客来参观评论，意思是呐都来看看，我这些高雅情调都是我爹苏轼教的，要不是我是苏轼的儿子我会对这些感兴趣吗？
徽宗朝到了大观年间，苏轼早已病逝多年，梁师成虽然极力拥戴苏轼但朝廷上毕竟是蔡京当道，蔡京自诩为新法派，对旧党苏轼当然是不待见的，而且不仅是不待见，为了防止苏轼的作品给旧党人士带来精神支持，不让旧党人睹物思情，蔡京下令在全国全面禁止苏轼作品流传，凡苏轼作品一经发现立即销毁。
蔡京的这种做法激起了梁师成的强烈不满，找到徽宗哀求保留苏轼的作品。梁师成也是人精，非常了解徽宗的心思，文艺青年徽宗一听说蔡京要销毁苏轼的作品哪可能同意，马上就制止了蔡京的毁书行为。
这一局梁师成是斗赢了，蔡京也没有跟梁师成继续争下去，可两人的梁子就此结下，你是六贼我也是六贼，咱们贼逢对手旗鼓相当，走着瞧吧蔡京。
得到梁师成暗中帮助的王黼就像坐上了火箭一样，重合元年（公元1118年）正月，王黼终于进入宰执，任职尚书左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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