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王伾、王叔文和其他一些侍读畅谈天下政事时，涉及到当时一些比较敏感的弊政，顺宗对他身边的人说：“我准备把这些弊政向父皇直言，以便能够改正。”刘禹锡像众人都对此举表示称赞，惟独王叔文一言不发。等众人都退下时，顺宗单独留下王叔文，问他：“刚刚为何就你不说话？是不是有什么深意？”王叔文道：“我王叔文得太子殿下的信任，有一些意见和见解，哪能不向殿下奉闻呢！我以为，太子的职责乃在于侍膳问安，向皇上尽忠尽孝，不适宜对其他的事品头论足。皇上在位时间长了，如果怀疑太子是在收买人心，那殿下将如何为自己辩解？”顺宗闻言，恍然大悟，既紧张又感激地对王叔文说：“如果没有先生的这番点拨，我怎么能够明白这其中的奥妙啊！”从此，他对王叔文格外喜欢，东宫事无大小，都委托他和王伾来谋划。
做太子期间不仅暗中非常关注朝政，而且在他身边还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组成了一个以“二王”为中心的东宫政治小集团。王伾和王叔文成为集团的核心，在其周围还有一批年富力强的拥有共同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标的成员，这些成员当时都是知名人士，其中最着名的是刘禹锡和柳宗元。另外，还有王叔文的旧交凌准、善于筹划的韩泰、英俊多才的韩晔、精于吏治的程异以及陈谏、陆质、吕温、李景俭、房启等人，他们基本上属于朝廷御史台和六部衙门的中下层官员，经常在一起谈论国事，逐渐地也都成为这一集团的重要成员。
对上述人员，历史上习惯以所谓“二王八司马”相称，也就是把王伾和王叔文以及刘禹锡和柳宗元作为了东宫集团的代表人物。其实，在这一集团当中，还有一个不能不说到的人，他就是翰林学士、后来做了宰相的韦执谊。韦执谊出身京兆名门望族，自幼聪俊有才，中进士擢第，应制策高等，德宗拜为右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年仅二十余岁的他深得德宗的恩宠，得与皇帝相与歌诗唱和，并与裴延龄、韦渠牟等皇帝的亲信一起出入禁中，略备顾问，很得当时朝野的瞩目，他与王叔文的交往很有一些机缘巧合。
那是在一次德宗的生日华诞上，略通一些佛教知识的皇太子敬献佛像作为贺礼，德宗命韦执谊为画像写了赞语。德宗对太子的这一礼物很满意，就让他赐给韦执谊缣帛作为酬劳，韦执谊得到太子的酬谢，按照礼节到东宫表示谢意。就在韦执谊这次来东宫拜谢皇太子的时候，身为太子的顺宗郑重地向时为翰林学士的韦执谊推荐了王叔文：“学士熟悉王叔文这个人吗？他是位伟才啊！”从此，韦执谊与王叔文相交，且关系越来越密切，成为“二王”集团中地位特殊的核心人物之一。
多年储君生活的压抑，使李诵的心理极端忧郁，身体状况也不乐观。李诵突然中风，失去了言语功能，此时的德宗也已入暮年，对儿子的病情十分挂念，忧形于色，数次亲临探视。还曾派人遍访名医为李诵诊治，但是效果很不理想，皇太子病重的事，很快传遍四方。这年底，德宗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皇帝和皇太子同时病重，使宫中的政治空气顿时凝滞起来。由于李诵卧病，新春朝会没有能够参加，德宗悲伤叹息，进一步导致了病情的恶化。德宗病重之际，诸王大臣和亲戚都到其病榻前奉侍汤药，惟独顺宗因为卧病在床难以前来陪侍，对皇太子思念不已的德宗，一直涕咽不止，久久不能平静，直到唐德宗弥留之际，他们父子也没有能够见上一面。
唐德宗驾崩，遗诏传位于太子李诵，李诵正式即位，即唐顺宗。李诵即位后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进行改革，他们和彭城人刘禹锡、河东人柳宗元等人一起，形成了以“二王八司马“为核心的革新派势力集团。他们维护统一，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并积极推行革新，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称“永贞革新”。
改革动摇了宦官的权力，他们决定另立新君，宦官俱文珍等人一手操办将顺宗长子广陵王李淳，立为太子，更名为李纯。俱文珍等以顺宗的名义下诏，由皇太子主持军国政事，宦官拥立李纯即皇帝位，即唐宪宗，顺宗退位称太上皇，史称“永贞内禅”，革新失败。
唐顺宗去世，他死的前一天，宪宗对外宣布顺宗病重，一天后顺宗就驾崩了，这使人觉得顺宗的死像演戏一样。有人透过一些笔记和诗文的细节发现顺宗之前就被宪宗和宦官们暗算了，也有人认为顺宗是正常病死的，顺宗和宪宗关系融洽，根本没有被宪宗杀害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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