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说说我的民俗学导师吧，这是个秃顶的小老头，做事情有着德国人的刻板和一丝不苟。这小老头五十六岁左右，是个研究狂。我一度认为他患有严重的时间强迫症。因为这个导师对时间有一种病态的控制**。他随身会带着一个小本子，上边记载着一天中所有事情的时刻表。他将每天二十四小时划分到秒的计数单位，在前一天就规定了第二天将要做的所有事情。例如什么时候吃饭，吃多少分钟多少秒。上课时间多少秒，睡觉多少秒，和同事在什么时候‘交’流、‘交’流多少秒。等等，都是规划好的，他从来都按照自己的时刻表运转，整个人如同一台‘精’密的仪器。
我当他助手的时候，开始还不太习惯。毕竟‘精’确到秒的时间单位实在太令人难以接受了，不过为了年底的学分，我好不容易才将脑袋里的生物钟调节到与他同步的位置。这个小老头尤其对我尊重他时间规划的方式很是满意，说我是他这辈子以来最‘棒’的助手。
老天，据我所知，他这一辈子助手加起来不超过十个，干的最长的也不超过半个月。每天一丝不苟的遵循着别人的生物钟，谁又能受得了？
啰嗦了这么久，其实是有用意的。这个故事的起因，正是在导师的身上。今天我一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令人恐怖的一幕。小老头正忧郁的坐在研究室的桌子上长吁短叹，一点都没有进入工作状态的模样。
我记得他昨天规划的时间表上应该清楚明白的写着，现在的时间段是研究澳大利亚亚艾尔斯文化，可小老头明显心事重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打破了自己的时刻表，甚至在工作时间发呆。
这件前所未有的事情不亚于原子弹爆炸，令我十分的好奇。
“丹尔，你脑袋被什么撞了？”都说德国人的名字大多是来自于圣经，不过导师的名字我就没在圣经里找到过。就算有，也不过是圣经中可有可无，路人甲乙丙丁的角‘色’。导师虽然对时间一丝不苟，但还是带有欧洲人特有的幽默，平时在研究室，我俩都会相互开玩笑。
“我‘女’儿失踪了。”导师叹了口气。
丹尔的‘女’儿叫史达芬·娜汀，名字颇有些古怪。前名后名听起来都像是姓氏，毕竟如果中国人取名叫钱李，赵周什么的，听上去一样的别扭。果然是民俗学教授才会取的名字。小老头的‘女’儿是个中国狂，对中国的民俗非常有兴趣。据说高中毕业后不顾父母的反对翘家去了中国的某一所大学留学，还找了个中国男朋友。
“报警了没有？”我问。
“是中国的警方打电话来通知我的。”小老头挠着脑袋：“娜汀租住的房子有一个多月没人住了，房东去收房租，觉得不对劲所以才报警。毕竟房间里证件和生活用品都在，一样都没有带走。”
“那你准备怎么办？去中国看看？”我摆‘弄’着手里的物件。
“所以我才苦恼。国际民俗学研究会后天就要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我的课题获得了五个奖项提名，又不能不去。”导师苦恼的说，突然眼前一亮：“不语，你也是中国人，应该对中国非常熟悉吧。”
“在某些方面，算是吧。”我皱了下眉头，心底深处有种不详的预感。“我总觉得她没事，只是单纯的失踪了而已。”果然，预感应验了。导师毫不犹豫的丢了一份东西给我：“帮我去这个地方把娜汀找回来，今年你的民俗学就是满分。这件事的所有费用，我都从研究经费里给你报销，怎样，你会帮可怜的导师我这个忙吧？”话说到后边已经变成了重语气，根本是**‘裸’的威胁嘛。这两个家伙果然是父‘女’。‘女’儿为了去中国留学，很干脆的翘家走掉了。她的老爹为了去什么研究会领奖，‘女’儿的死活也不顾。这都是啥一家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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