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章 85—今天一整天考试，所以没空更新，我就先替代一下，明天再把内容改回来
战国是由分裂走向统一的社会大动荡时代，各国统治者为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都实行“蓄士”、“养士”政策，造成了社会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盛况。由于战国最大的特点是“战”，战争成为各国的头等大事，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存亡，所以不论哪个国家的统治者，不论哪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没有不谈及战争的，因而战国时期的战争理论空前繁荣。战国各学派的战争理论，虽因代表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不同而有所不同，但由于都产生在同一历史时期，都是继承前人与总结当时战争的实践经验，在哲学思想上又或多或少地具有一些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又大都建立在“民本”主义基础之上，所以在许多重要论点上，都和稍前的《孙子兵法》一脉相承。不过由于战国军队的结构与编成、战争的规模与目的、作战的方式与方法，都较春秋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战国的战争理论比《孙子兵法》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最主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发展，有以下几个方面。在战争观上：一是对战争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依据战争产生的直接原因，人们将战争区分为“义”与“不义”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支持“义战”，反对“不义之战”。认为“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吕氏春秋·禁塞》）；并提出“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商君书·画策》），“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司马法·仁本》）等的观点。二是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产生了与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基本精神相类似的思想。认为“正（政）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司马法·仁本》），指出政治与军事是本质与表象的主属关系，说“武为表，文为里”（《尉缭子·兵令上》）；并进而强调政治对战争的决定作用，说“兵之胜败，皆在于政”（《文子·上义》）。三是对战争与人民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所有军事家们，不论其思想倾向于哪一学派，都强调人民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必胜”（《荀子·议兵》），说“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文子·上义》）。与其他因素比较，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尉缭子·战威》），说如能“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尉缭子·制谈》）。
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一是有了以少击多的思想。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认为采用伏击、突袭、邀击等战法，即可以寡击众。二是持久战思想已经形成。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由过去的“固垒而待之”（《左传》成公十六年）发展为“固守勿与战”（《国语·越语下》），以及为了反攻而“埤垒广志”的“必以为久”（《孙膑兵法·威王问》）。三是歼灭战思想渐趋成熟。不但认为“尽敌为上”（《国语·周语中》），而且要“覆军杀将”，使敌“虽欲生而不可得”（《孙膑兵法·月战》）。战国后期的长平之战，赵军40多万被秦军全部歼灭，就是最典型的歼灭战战例。四是预备队的理论开始形成。认为战阵必须“有锋”、“有后”，“待令而动”；兵力部署应“斗一守二”，控制三分之二的兵力待机扩张战果（《孙膑兵法·八阵》）。五是城市防守战的理论已渐完善。不仅有了基本上可以包括整个冷兵器时代的全部攻守城战法，而且认为“有必救之军”才有“必守之城”，解围必须“中外相应”（《尉缭子·守权》），攻城必须“阻其外内（阻止援军人内）”（《六韬·虎韬·略地》）。在作战方法上：一是有了野战中的各种不同的战斗队形，如方阵、圆阵、锥形之阵、雁行之阵等。二是有了各兵种的基本战法，如步战，骑战、车战及协同作战战法等。三是有了在各种地形、情况条件下的战法，如森林战、江河战、山地战和防夜袭、防火攻等，以及遭遇战和行军、宿营、警戒等。在军队建设思想上：一是有了精兵主义思想，认为“兵之胜在于篡卒”（《孙膑兵法·篡卒》），“不在众寡，以治为胜”（《吴子·治兵》），主张选卒、练锐。二是有了相当科学的训练方法，由“一人学战，教成十人”，最后扩散到“教成三军”（《吴子·治兵》），还主张“教无常”，“因便而教”（《管子·兵法》）。三是赏罚制度上出现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的新思维（《六韬·龙韬·将威》），并强调赏罚有度，认为“赏法无度”则“国虽大，兵弱”（《韩非子·饰邪》）。四是出现了极为完善的司令部组织。总之，战国时期对战争的认识逐步深化，提出了一系列战争指导和作战原则，并形成了系统的军队建设理论。不仅代表了战国时期的水平，而且已经奠定了以抽象思维、理论概括为特征的传统战争理论的基础。整个中国冷兵器时期的战争理论，虽然始终在不断发展提高和丰富完善着，但在主要的原理原则上，没有超出战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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