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刘长卿作了首七律，名叫《长沙过贾谊宅》，既表达对贾谊遭遇的同情，也表达对自身遭遇的怜惜：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
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
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
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贾谊是洛阳人。洛阳牡丹天下一绝，洛阳才子也是天下一绝，贾谊是杰出代表。在汉文帝年间，贾谊是才中魁首，文中牡丹。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贾谊还是才中大才，文中豪文。后人如此推许贾谊，除了他才高外，他的遭遇也是一大原因。贾谊的遭遇，是大才子遭遇的缩影。
年方十八的贾谊就以背诵《诗》《书》，撰写文章而闻名洛阳，《过秦论》无人不知。河南郡守吴公听说贾谊才高，招贾谊于门下，对贾谊宠爱有加。贾谊在吴公处过了几年大展才华的好日子，然而，天才的日子注定越过越难，除非天才退化为庸才。
光大汉室，造福于民，这是刘恒发下的宏愿。刚登基，刘恒听说河南政治清明，百姓富足，于是提拔吴公为廷尉。吴公惜才爱才，举荐贾谊，刘恒便封贾谊为博士。
于是，贾谊二十出头便进入了朝廷。此后，每当议论朝中事务，别人总是默不作声，贾谊却滔滔不绝。贾谊的每一句话都针锋刺骨，常常道出朝臣们想说却又说不出的意见，其中包括木讷的周勃，有勇无谋的灌婴。贾谊才高如此，刘恒极为赏识，一年多后，破格提为太中大夫。
被破格提拔后，贾谊很高兴，默默立志要展现自己的才华。起初，贾谊只是在朝廷上议论政治，现在，他想要做实事，改革内政。贾谊认为，大汉建都已经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政通人和，局势稳定，是时候创造自己的风格了。
贾谊通晓《诗》《书》，对朝臣服饰、礼乐等儒家的那一套都懂。贾谊根据“五德之运”，推算拟定：汉朝应该崇尚黄色，数字用五，官员的称谓都得依此更改。
改动一人事小，简单易行，要改动整个国家，就不单单是繁琐无比，耗资也颇大。刘恒是个节俭的人，他连皇宫诸人的衣服都舍不得更换，自然不愿意费心更改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所以，刘恒没通过贾谊的提议。刘恒节俭，的确是好事，但他对百姓的好只是小恩小惠，他并没有将这种好延长、扩大，在这件事上，他显然没有长远地看待。
这个建议不行，贾谊又提了一个——更改国家法令，让列侯们回封国养老。老臣回封地，能削减长安开支，又能驱逐不喜欢的功臣，刘恒何乐而不为？于是，刘恒让周勃带头回封国。
回封地养老就等于退休，汉朝没有这个规矩。贾谊被破格提拔，老臣们本已愤愤不平，现在贾谊又想驱逐他们，怎能咽下这口气。周勃、灌婴、冯敬等老臣预谋伺机报复。
贾谊改革内政，精明能干，刘恒想提拔贾谊位列公卿，此时贾谊二十六岁。公卿是三公九卿的简称，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指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太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公卿食禄二千石，是汉朝高官。老臣们听此追封，个个心生怨恨。于是周勃、灌婴等老臣联名上书：“这个洛阳小子，不知天高地厚，专欲擅权，只会坏事。”吕雉擅权的凄厉回声还飘荡在大汉朝堂，一提擅权，刘氏子弟无人不惊，何况是文弱的刘恒。
刘恒知道擅权之祸，也害怕。自此，刘恒日渐疏远贾谊，最后左迁贾谊为长沙王太傅。
一路由长安到长沙，要经过湘水。湘水，就是忧国忧民的大诗人屈原投水而死的地方。贾谊一路伤怀，无处发泄，到屈原投水而死之滨，如逢故旧，顿生相爱相惜相慰之意。
贾谊自比屈原，仿佛如伤心人再临伤心地，伤心更增。贾谊既伤身世，又伤才华，于是作了篇名垂文坛的《吊屈原赋》。
《吊屈原赋》作完，屈原贾谊已经浑不可分，谁是屈原，谁是贾谊？好像贾谊生活在战国，又好像屈原生活在汉朝，就像不知道庄周是蝶，抑或蝶是庄周。后世唐人刘长卿拜访贾谊故居，同样感时伤怀，自比贾谊，写了首《长沙过贾谊宅》。
贾谊一篇伤怀文章，满纸哀愁，令人不忍卒读，只说一句话：谗臣当道，好人被贬；举世没有知己，我郁闷难受。贾谊在长沙郁郁哀伤了三年，长沙湿气重，贾谊忧伤难以排遣，外扰兼内愁，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三年后的一天，有只像猫头鹰的鸟飞入，立在他的坐席旁边。古人认为猫头鹰不祥，贾谊一腔伤怀，更认为它不祥。贾谊见此鸟，觉得不久于人世，郁郁之愁如长沙的湿气，一日比一日浓。贾谊哀伤陡增，大书悲伤之怀，写了篇《服鸟赋》。《服鸟赋》感情真挚，言辞洒脱，表达身遭挫折，看透世事，与物遨游的心态。贾谊在辞赋中与物遨游，在现实人生中却看不透世事，执着于用尽平生所学，建功立业，这为他的死埋下了隐忧。贾谊渴望建功立业，不为名，不为利，只为施展才学。贾谊是位才痴，痴情得让人为他感到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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