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前，有新学。《三经新义》、《字说》，都是要为儒家治道奠定理论基础。
为什么必须有学问基础才好变法？因为变法就是变动利益，而人们对利益变动的反应最好要有关于道德方面的引导或约束。
这就是现在杨廷和最关心的人理方面的问题。
要把新法的“人理”找到理论上的依据，定义好新法局面下的善与恶，还要让尽可多的人认可、赞同。
现在，他们都思索着朱厚熜所说的实践一说。
天理、物理、人理只是概念，而实践一词……
他们看向了皇帝，杨廷和问道：“陛下之意，实践乃是亘古不变之道理？一切学问自实践而来，实践不止，故而学问常新。学问既新，知行要合一，故而法实应常变？”
朱厚熜感慨着毕竟是大明最顶尖的一批聪明人，很快就能从这些新概念里发现对他们当前变法最有利的依据。
他点了点头：“自是此理。譬如国初，其时状况是人丁凋零、赋税不足，故而当时行军屯卫所之制。如今大明人丁早已倍于国初，赋税其实亦可倍之甚至更多。状况已经发生改变，符合国初的制度，不见得能符合如今了。”
对于朱家后面的皇帝来说，祖制不容轻动也是一个约束。
现在朱厚熜同样需要一个理论依据，他接着说道：“法虽不能轻变，也不能不变。哪怕是如今朕与卿等商议之新法，其中也或有不符合当前物理、人理之处。实践之要义，在于周全思虑后，实践而观其成效，有了新知再改进。”
“陛下，这其中政之善恶，如何令天下人明之？”杨廷和又追问他最关心的。
就算变法有理论依据，但变法过程毕竟会损害许多人已经得到的利益。说是善政恶政，其实是天下官绅心中的善恶。
“人理有一己之私，也有天下之公。”朱厚熜对这些问题一直就在思考，“理学之灭人欲，便是欲得天下公义之天理。天理循环，人理若违背了这天下公义之天理，自是常有改朝换代之事。届时，旧朝官绅又能十中存几？”
“自然，那并不是眼前就已经有的局面。只是防微杜渐，人人本就应该克制私欲，避免家国走到那一步。期望人人都能灭人欲，不如从严明律例约束之，从法之常变而压制之。”
“就国事而言，并非从此便无常法，否则天下人岂非无所适从？然从实践看去，每个时期找到损害天下公义最主要的矛盾争端所在，只是想办法解决已经出现的主要矛盾。国体之本不轻变，国用之法则可因时而变。”
“当前大明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人丁日益增加，财富却不见增长。到底是什么原因，人尽皆知。财富田土集中于官绅富户，过亿百姓近乎无有立锥之地，天理公义何在？若不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以史为鉴，大明距离亡国又还能有多远？”
他顿了顿之后说道：“道理其实谁都明白。损了他们眼前之利，便是恶政；每一种新法，于某些人是恶政，于某些人是善政。凡事皆有利弊，没有十全十美之善政，此亦天理。”
“变法之根基，从来不是十全十美的善，而是犹如治病用药。是药三分毒，但用对了药，却能重焕生机。广东衙署改制为何能分化广东士绅？大势浩浩汤汤，能顺之者则昌，欲逆之者则亡。”
“意欲以私欲凌驾于天理之上者，便如田间杂草，不除之何能丰收？除杂草，是年年都要做的事，是永远都得做的事。只要秉持天下公义，便是善政，便能得人心。人心既至，天下安然无忧，青史自有公断。”
朱厚熜不必要把话说得很透。
治天下需要依靠官绅，但亡天下却只需防着百姓真的活不下去了揭竿而起。
如今情形已经是官绅把百姓往那条路上开始赶了，那些接受不了皇帝和朝廷想要保住统治秩序的官绅，那不就相当于在谋反吗？
杨廷和他们始终担心天下的反应与评判，历朝历代的变法者和施政者总是执着于分善政恶政。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争了多少年？思想要进步到学会全面地、联系地、发展地看问题，不是那么容易。
现在，朱厚熜是导师。
理学是唯物的，但他们在方法论指导上是短板。
理学一句简单的格物致知，心学一句简单的致良知，都不够系统，指导作用很有限。
朱厚熜借着王守仁的来信，开始给他们一些小小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震撼。
万事万物都在永远变化及联系着，变化的法则就是万事万物之间构成的矛盾。
对立与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之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可能性和现实性，偶然性和必然性；关于整体与局部，关于个性与共性，关于相对与绝对……
最后就指向了矛盾分析法。
“……天下官绅百姓之间，这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众多矛盾纷繁复杂，只能想方设法找到那主要的矛盾，还要分清这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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