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拿出了一份奏疏郑重其事的说道：“应天巡抚宋阳山、南京兵备太监张进、松江巡抚汪道昆、松江总兵俞大猷、松江提督内臣张诚等联名上奏：请二事，第一事儿，请命清丈，除苏、松、常、嘉、湖等中心地区之外，连较为边远的滁州、和州、池州等地，也开始改行条鞭。”
七万顷田是南衙五最富硕之地的侵占，而整个南衙，包括滁州、和州、池州现在也纳入了改行鞭法的序列之中。
王国光听闻后，立刻说道：“而这次改行鞭法，要做的是：以人认地，以地计田，以田计粮。”
“自桂萼倡一鞭法，我们始终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政令说是丈量权豪隐匿的田，可实际丈量的呢？都是老百姓的田，真正清丈都是清丈到没有权势的老百姓头上。”
“如果这样做的话，与我们的初衷背道而驰了。天下困于兼并，而我们朝廷的政令，越是清丈，越是激化兼并，那就是不施仁义、失道天下。”
“而如果不丈田，这些个权豪，会更厉害，更加无法无天，生杀予夺，天下亦乱。”
“难，两难，乱，丧乱。”
这就是大明的国事，处处都是两难，想找到两难自解的办法，更是难上加难，是做也错，不做更错，只能想方设法的往前走。
王国光进一步的说道：“面对这种两难的局面，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困顿于一种没有办法跳出怪圈，清丈错，不清丈也错，一旦吏治有所松懈，清丈、清理侵占，都是无用功，看似下的功夫都是白费的。”
“自然而然的升起了一种悲观，那就是：就这样吧，算了吧，差不多算了，做不做都没什么，为何要做呢？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维持现状，就可以了。”
“别人可以这样，高谈阔论，夸夸其谈，但是财税不行，国帑内帑空空如也，动一动身子都要银子，连上元节的鳌山烟火都停办了，哪儿哪儿都问我要银子，所以我想了个办法。”
“以人认地，以地计田，以田计粮，化繁为简，只收田赋，田在谁手里，就问谁征赋税。”
正统元年起，大明就在江南实行的征一法，就是将部分正赋折银起运押送京师，每年大约有一百两白银的现银入京；浙江、两广有部分实行均平银法、福建出现了纲银法、大明东南的云贵川黔有十段锦册法。
最终发展为了一条鞭法。
而一条鞭法的真正意义：是合并赋役，将田赋和各种乱七八糟、巧立名目的徭役，合并一起征收，是一种对赋役制度的简化，同样也是一种巩固税基的做法，是基于田亩的货币税。
而想要真正的实现它，大明需要白银，海量的白银。
王国光继续开口说道：“我举荐，在广东试行卓有成效的潘季驯，出任江西巡抚，并授予兼理军务、全责裁理民田、官田和军屯田的事务；举荐一条鞭法的首创者庞尚鹏，到福建担任巡抚。”
潘季驯是张居正的人，隆庆五年末，是张居正和高拱斗的最是凶狠的时候，潘季驯被晋党雒遵，以漕船沉江事儿弹劾，潘季驯回籍闲住，就是那个谭纶在朝日坛咳嗽，弹劾谭纶失仪的雒遵把潘季驯给弹劾倒的。
而庞尚鹏则是晋党的人，在河东巡盐郜永春、张楚城以河东盐法，弹劾张四维的时候，庞尚鹏被牵连，也致仕归乡。
而本来江西巡抚凌云翼调往两广，任广西巡抚，居殷正茂之下。
一旦殷正茂征伐吕宋不利，那真的是新账旧账一起算，殷正茂就算能侥幸过关，也要到南京做个闲散官，而不是为任一方。
这是一连串的人事任命，大抵就是晋党、张党一换一，都起复了一人。
“我赞同大司徒所言。”张居正首先表态，而且非常明确的说道：“庞尚鹏为晋党，任事不应以党别，我赞同庞尚鹏前往福建任事。”
葛守礼是极为意外的，关于庞尚鹏的任职，当年杨博和张居正也沟通过很多次，奈何张居正始终不松口，现在终于肯松口了。
“好好好。”葛守礼感慨万千的说道：“党锢之祸，国之干臣被黜为民，是国朝损失，今日起用，甚好，甚好。”
张居正是个循吏，谁能干就让谁干，庞尚鹏显然是个能臣干吏，既然他能任事，就让他去。
没人反对，张居正先写了第一张浮票，而后张居正开口说道：“南衙诸官言第二事，则是设立海事学堂，专职培养海事将才、庶弁将、通事、舟师、船工等。”
“《礼记》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养士之本，在于学校；贞教端范，在于督学之臣。我祖宗以来，最重此选。非经明行修、端厚方正之士，不以轻授；如有不称，宁改授别职，不以滥充。”
“外省用按察司风宪官科道耳目之臣，为博誉于一时，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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