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的儒学是有值得批判的地方，尤其是在后世不断演化出的僵化儒学，连孔夫子的后人，最新的奉祀官孔闻音都训斥贱儒们不是人，把人当成草芥之后，自己就变成了草芥，但夫子本人是非常崇尚礼法的。
按照周礼：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无庙，按照孔夫子的生涯而言，夫子死时是庶人，他带着弟子周游列国，返回鲁国之后，也是修书，庶人无庙，而当今富丽堂皇的孔庙，毫无疑问是违背孔子本人的意愿，违背孔子本人对礼法的追求。
孔府被缉拿入京在查办的过程中，这个富丽堂皇的孔庙，反而成了一个问题，完全推倒？还是维持原样任由春秋岁月的侵蚀，还是改为一个供天下仕林瞻仰之地？
皇帝最后给出的决定是，变成皇庄，而后供天下儒生祭奠拜谒。
孝宗所赐的杏坛二字，立在了杏坛之处，而仁宗皇帝赐下的风磨铜赑屃，则代替掉元代的赑屃，去掉孔夫子和十哲人的冕旒，定时开放，定时修缮。
孔庙成了帝王的皇庄，而且还不收钱供给天下儒生拜谒，但是拜谒的过程中，决计不可无礼，无礼的话，士林必然会对其口诛笔伐，但是皇帝的惩罚很简单，在曲阜孔庙无礼，会有罚款。
比如随地扔垃圾、随地吐痰、大声喧哗、乱踩草坪、破坏公物、无理取闹、寻衅滋事等等，都有不同规格的罚金，最高处罚超过千两。
在孔庙有礼就可以免费游玩，在孔庙无礼，就要面临几近于天文数字的罚款。
朱翊钧一点都不担心皇庄如此经营孔庙，会赔钱，贱儒们在素质这块，是决计不会让皇帝陛下失望的。
有的时候，免费的，反而是最贵的。
这样一来，既照顾了孔夫子的颜面，又维持了孔庙的修缮。
张居正是很清楚这件事的，他作为臣子是无法对孔府做任何事的，这些都得陛下来。
朱翊钧那句感慨，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其实是亡国之君朱由检在最后时候，对着朝臣们说的一句话，后来，那些朝臣们就都没来上朝，因为第二天，闯王李自成就已经开始进城了。
若是张居正真的到了崇祯皇帝的手里，大明就得救了？其实不然。
从人事上讲，崇祯皇帝本人喜欢推诿责任，没有担当，张居正干这些事儿，耳根子软的崇祯皇帝被鼓噪几句就会杀人；从时机上讲，张居正摄政，是因为主少国疑的特殊历史阶段，而崇祯皇帝登基的时候已经成年了；从时势上讲，张居正在万历初年推行新政的背景是，东南倭患逐渐平定，西北和俺答汗达成了和解，外部环境稳定，而内部仍有极强的行政力量，能够推进新政。
张居正面对明末的局面，也只能说一句，气数已尽。
因为外部环境已经无法稳定，内部行政力量已经完全缺位，就是张居正看到这些事儿，也能挠头，无计可施，张居正又不是无所不能之人。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诸葛亮抛弃了南阳诸葛庐的隐居生活，为了答谢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为主上奔波，南征北讨，运筹帷幄，鞠躬尽瘁，世势顺利的时候，就像是天和地也都在帮他，时运去了之后，连即便是英雄，也难免气短，只能叹一句：悠悠苍天，何薄于我。
这句诗是写诸葛亮的，用在张居正身上，也非常的应景。
“王次辅，最近我不在国朝之中，这个迁富户入京看见了，可是这选官遴考之事，进行的如何了？”张居正对这件事非常的关切，但是事情的进展不会在奏疏中体现，张居正通过宫里送来的奏疏，根本不知道具体的推行进度，而吏治又是张居正新法的核心驱动力。
“陛下定下了五月初三开考，题目的话，唉。”王崇古叹了口气无奈的说道：“宜城伯是知道的，咱们大明学子们，别说考中进士，就是考中了举人，那都是人中龙凤，哪个不是聪慧过人？算学还好些，唯独这个矛盾说，愁死人了。”
正如王崇古判断的那样，算学的确很难，但还能学一学，可是矛盾说这个东西，他不实践就是无法彻底理解，无法理解怎么作答，这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里，那就是要做官就要先实践，可是要实践又要先做官。
皇帝这一招直接搞出了一个走不出去的循环。
“我明白了，原来王次辅的监当官，是为了这个事儿。”张居正恍然大悟，原来王崇古这么费劲尽力的搞这个事儿，目的落到了这里。
监当官需求极大，这类的基层官员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对于理解矛盾说，这就是最好的机会，当然，监当官不是那么好做的，苏辙已经是非常非常能干的士大夫了，依旧会暮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忙的天昏地暗。
张居正的话，其实就是在提醒王崇古，他在奏疏上下印，目的是在官员和吏员之间，再加一个监当官，这类的监当官就是官员的蓄水池，预备役，要在监当官的位置上做出成绩来，那通过了考试之后，不敢说是贤良，但绝对算得上是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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