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宦不应居下考，好官重点在催科，这帮官吏哟，哎。”王国光拿出了一本奏疏，递给了张居正查看。
张居正看完之后也是两眼一抹黑，一拍脑门，靠在椅背上，缓了片刻，又无奈的摇了摇头，他再次肯定，还是靠陛下英明更可靠，这条路好走的多，现实的多，指望万夫一力，还是太难了。
一件十分特殊的贪腐案，奏疏来自于都察院总宪海瑞、李幼滋，而稽查的方向是绥远的窝案。
绥远穷的叮当响，若不是有了绥远驰道，连归化城的百姓，都得跟动物一样，逐水而居，生产模式主要是以游牧为主，大明攻灭板升城，拢共才五年，贪腐窝案就诞生了！
这次朝廷没有等到民乱再去安抚，而是降水量下降就准备救助旱灾，这自然要查一查绥远地方的帐，这仔细一查，发现了个怪事，绥远地方的税收的有问题。
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大明腹地的苛捐杂税，被套马的汉子们，学的明明白白！
关键是大明腹地尚且承受不住这样的剥盘，更遑论生产资料、生产关系极度不稳定的绥远，今年又有大旱。
三娘子手下大概有二十七名鞑官书吏，自万历十年起，开始巧设名目，而且这些苛捐杂税，全都扣在了大明朝廷头上，说是皇帝要收！
绥远地方胡汉杂居，这刚刚被并入大明五年，百姓们也不太懂流道，为了安稳的生活，就只能硬着头皮缴纳了。
收羊毛的三娘子刚押着羊毛入京，就到都察院去了，请海总宪反腐抓贪。
三娘子也没让绥远自查，她直接请了都察院，异地办案，来保证能把窝案查清楚。
对于三娘子而言，自查，朝廷怕是要怀疑她暗自积蓄力量，时刻准备再复大元荣光，所以三娘子直接交给了朝廷，自己又拉着羊毛来到了京师。
案子不复杂。
第一次巧立名目是：草原上三岁以上的孩子，都要交口钱，一年一人23文通宝，而十四岁开始算赋，一年一人120文通宝。
人头税，也是草原的惯例，大明不收这个人头税，为了鼓励人口流动和人口繁衍。
大明腹地的通宝都不够用，草原上哪有那么多的钱没钱没关系，牛、羊、皮草、牲畜都可以抵扣，口钱和算赋很快就没有那么多的分别了，全都是一体算赋，三岁肚子里的娃娃都算人头税。
这人头税只是其一，最重要的就是各种摊派，朝廷修驰道用的是工兵团营，但是配套的产业上，可不是，地方的衙门，开始拉壮丁一样的拉劳役劳作，开始还是一些修桥补路推土之类的活儿，后来干脆就变成了只要有事，就去拉壮丁，交钱可以免役。
这些鞑官酷吏们，动辄就是圣上指示。
比如绥远地方有很多地方都种了番薯，有些人办薯粉厂，不是官营的薯粉厂，这些地头蛇们，就给这些鞑官们一点点银子，鞑官们打着马鞭，啪啪作响，就去拉人头，百姓短则三个月，长则一年，就只能给这些鞑官们干活。
不肯交，不肯干那更好办了！直接拉到村口的碑名前鞭打！
催科的鞑官，就往死里打，打的人奄奄一息，然后到家里去搜，拉走你的牛羊、牲畜、拆了你的门、甚至连房的茅草都要拿走。
潘季训入绥远后，曾下令在每个人群聚集的地方的村口，设了一块地界碑，地界碑上刻着该地的名字，这地界碑在草原百姓心里，就是代表着大明、代表着朝廷，甚至说直接代表着皇帝本人。
这地界碑，就是皇帝插在草原上的龙旗大纛！
这些鞑官就把人拉到地界碑前打，这摆明了就是用大明的天威压住所有人心里头的怒火。
初宦不应居下考，好官重点在催科，其意思就是当官想往上爬得学会催科。
“根据我对草原的了解，这些鞑官们，已经收敛多了。”王崇古看完了奏疏，嗤笑一声说道：“忠顺夫人就在京师，诸位不信尽管去问，我少时随父行商，亲眼看到了不知道多少次，草原上，把人吊起来打，就为了一小块狼皮褥子。”
“这些个酷吏，现在可不敢折腾的那么过分了，但还是被朝廷给察觉了，那借着陛下的名字行如此伤天害理之事，陛下指定不会留情，这是叛逆，不是作奸犯科了。”
“这图个啥，折腾了两三年，到手的东西折银最多也就一百四十两银子，反误了性命。”
贪，其实没啥大事，那修运河的书吏张昂就贪了，陛下没处置，就是没收非法所得了，朝廷也没要，给工地募役改善一下伙食，陛下还添了点儿。
但这些鞑官，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死。
“三娘子在奏疏里说，要稍复祖宗成法，将这等酷吏挨个剥皮揎草，立于庙门，以警后人，我觉得这法子好，有的时候，问题比较棘手的时候，翻一翻旧纸堆也挺好的。”万士和说起了三娘子的意见。
王崇古没好气的说道：“她一个虏人，这是我大明的祖宗成法，她复个什么！净占我汉家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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