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防巡检缉私缉毒，也是要靠情报的，而孙家是官商，只要没有明确情报支持，不会过分严格的搜查，这就是机会。
“确实是蛇蝎心肠啊。”张宏连连摇头，这都是什么人，这是发财的买卖？这根本就是掉脑袋的买卖！
孙承志没答应，倒不是不想发财，主要是孙承志还没傻到那种地步，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孙承志还是清楚的，而且他胆子也有点小，但凡是模棱两可的东西，他都不碰。
而且根据缇骑的调查，这所谓的才女，早就变了，她还是个赌鬼、毒虫，除了抽阿片，就喜欢打牌，而且打的很大，一把就是五银起步，一晚上能输上百两银子出去，是地下赌坊的常客。
缇骑把调查结果告诉孙承志的时候，孙承志根本不敢相信，还一直说，她不一样，不一样！
随着大明皇帝宣布设立了孙克弘岐圣奖之后，对孙家的窥伺，立刻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因为孙家已经无利可图，孙承志仅仅继承了不到十万银的资产，孙家的银子、产业都进了内帑。
朱翊钧注意到松江府出现了一股新的渡海禁令的风力舆论，这股风力舆论来的有些突然，但并不突兀，确切地说，因为开海、开拓的缘故，大明腹地和南洋等海外总督府，同时陷入了缺人的境遇之中。
呼吁对出海进行限制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贤缙绅、势要豪右、富商巨贾们，想要找个爪牙走狗，都变得困难起来，因为但凡是游手好闲、争狠好斗之徒，都被陛下给抓去，送去南洋甩皮鞭了，南洋什么都缺，连甩鞭子的人都缺。
围绕着是否要对出海的宽纵政策进行收紧，松江府的笔正们，展开了你来我往的唇枪舌战。
“双方都很有道理。”朱翊钧看着面前一摞摞的杂报，皇帝会看杂报这事儿，从来不是什么秘密，社情民情上达，也是朝廷广开言路的重要方式，皇帝也不只是看大臣们的奏疏。
这次关于‘渡海禁令’的讨论，没有升级为给人扣帽子的骂战，而是双方都在极力陈述着自己的理由，也就是陈述着自己背后金主们的利益。
关于是否要增加出海限制，保守派和开海派，各执一词，谁都说不了对方。
保守派的理由非常充分。
没人种地，土地抛荒，大明人吃什么喝什么？难道就靠那点舶来粮吗？舶来粮可以满足税赋，可满足不了大明人的肚子。
现在的情况，还不明显，但随着开海日久，影响越来越大，甚至连河南、山西等地的穷民苦力，也在想方设法的离开。
其次就是财富流失，一些畏惧朝廷威严的富商巨贾，在南洋稍有起色后，就立刻选择了举家搬离大明，不可避免的造成了财富的流逝，白银的流逝。
还有最可怕的一些亡命之徒，在大明犯下了大案，因为宽松的海禁政策，就立刻逃出了大明，海外的路引政策并不健全，只要走出了五个市舶司，立刻是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了。
保守派从组织生产、白银的流动、社会安定程度出发，去讨论海贸收紧的禁令。
开海派则坚定的认为，领土的扩张，是族群的扩张，是人的扩张。
大明在海外开拓的总督府，大明人还是太少了，夷人还是太多了，汉人的比重不是绝对多数，就会有反复的可能，即便是吕宋，汉人的占比，仍然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况，只有不足六成。
这样的一个比例，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出现了反叛，就可能势若燎原之火，一如当年交趾三司。
永乐拿到了又失去了，万历再次失而复得，还要再丢掉不成？
大明丢掉安南的根本原因，不就是成祖文皇帝没有大规模迁民到安南，才让安南有了跳反的机会？大明初年，有湖广填四川这样大型迁民政策，到现在连云南都没丢。
不填民，这些海外总督府，始终都只是飞地。
人不够，那就想办法多生点孩子就是，百姓们，穷民苦力们为何不生？是他们不想吗？还不是分配过程中，有人占据了太多的财富，又扣扣索索不肯对下分配，生活都无以为继，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又如何生养。
其次，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并不是理所当然地随着富裕程度提高而提高。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是道德的基础，物质是道德前提，松江府以前就是个滩头，随着开海富了起来，但道德，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有下降的景象。
穷民苦力们给势豪们干了活，势豪们真的连劳动报酬都敢赖掉！
最重要的是，出海给了穷民苦力更多的选择，才促使势豪不得不更多的向下分配，如果没有这个博弈的机制存在，松江府、广州府等劳资矛盾冲突的地方，万历九年废除了贱奴籍制度，怕是早就堂而皇之的重现了。
开海派则是基于社会财富的分配、社会道德滑坡导致社会安定程度下降、矛盾博弈等等方面，反驳了保守派们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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