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相当棘手的局面，易，我必须得这么说。”
坐在东79街4号的二层会客室里，大卫-鲁宾斯坦正狼吞虎咽地咀嚼着私人厨房为他端来的宵夜——一盘简单的烤奶酪三明治，和一杯助眠的温热牛奶。众所周知，鲁宾斯坦在饮食方面没有什么嗜好，不抽烟，也不喝酒，作为犹太人，还要遵守洁食规定。除此之外，还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几重身份套下来，能留给他享用的美食，也确实不剩多少了。
最初的上东区名流圈，以盎格鲁-萨克逊人为主，随后又加入了不少泛日耳曼圈的德裔富豪，再后来，曾经备受歧视的爱尔兰裔，也在被赐予“高加索人种”身份后跻身塔尖阶层。除了这三个族群之外，1970年代往前，犹太人和所有其他少数族裔仍然被排除在律师、法官、银行和董事会的任何实权职位之外。
美国仍然是一个又一个种族贫民窟的聚集地：意大利人认识意大利人，犹太人认识犹太人，波兰人认识波兰人，爱尔兰人认识爱尔兰人，白人新教徒几乎不知道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存在，而卡博特人只与上帝交谈。
那时，m&a，即并购与收购，还是一个被主流银行家认为低俗而令人厌恶的下贱勾当。白鞋律师事务所与精英投行，虽然能看到m&a业务的前景，但这种违背现有管理层意愿接管公司的举动，与他们从小接受的宗教理念熏陶背道而驰。就像中世纪的商人与律师对有息贷款的看法一样，教会认为放高利贷是一种不圣洁的行为，所以他们宁愿少赚一些，也不愿意进入这种行当。
历史就是这样，以百变的外貌与不变的内核螺旋轮回。中世纪的金融行业，被不在乎什么教会手册的古典犹太人统治。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华尔街，也因为同样的缘由，被奉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现代犹太人所占领。
1980年代开始，华尔街遍地都是犹太领袖的事实已经无须再过多赘述，花旗集团、大通曼哈顿银行、欧文信托公司，这些曾经最种族歧视的金融集团，高层管理人员开始成批量地被犹太人替代。1986年，纽约时报的记者罗伯特-本内特甚至专门写了一篇华尔街的深度报道，以《再也不是wasp的保留地》为题目，揭示了曼哈顿急速变化的生态圈。
当时，犹太人的大举进犯，引起了上东区富豪圈的反感与厌恶。这些自诩为新大陆贵族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无法容忍来自波士顿、费城或者威廉斯堡的犹太人，打扰他们在曼哈顿下城豪华总部的花园派对。像罗纳德-佩雷尔曼这种，叼着雪茄，随意吐露着不合语法的野蛮语句，侵略神圣露华浓帝国的犹太富商，是所有想要维护wasp荣光的上东区名流，群起而攻之的对象。
罗纳德-佩雷尔曼收购露华浓是在1985年的严冬，而大卫-鲁宾斯坦离开华盛顿，创立凯雷集团则是在1987年的早春。那个时候，犹太人与盎格鲁-萨克逊人对金融秩序的争夺正进入白热化阶段，虽然捆绑了一个出生于马萨诸塞州，自达特茅斯毕业的纯种wasp小威廉-康威做合伙人，但创业早期，大卫-鲁宾斯坦仍然因为他的犹太身份吃尽了苦头。
今晚这样的宴会，就是鲁宾斯坦最常见的受刑地。八十年代可不像现在这样，还有什么素食、洁食之类的选择。三十年前，慈善晚宴只提供一种类型的食物——盎格鲁-萨克逊人认可的食物。有的时候，为了恶心这些外来的蛮族，主办方甚至还会故意提供与洁食规定相悖的餐点。
因此，从那时开始，大卫-鲁宾斯坦便养成了不吃晚宴，或者只吃一点餐前沙拉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今日。哪怕这是自己筹办的宴会，哪怕现在已经是犹太人的天下，他也依然坚持用这样的方式，时刻提醒自己往日的屈辱。
“你让他们有了一个共进退的机会，这是谈判中的大忌。”
“我明白，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晚了。”
“对于大获全胜来说，确实已经晚了。”大卫-鲁宾斯坦伸出一根食指，示意韩易等待片刻。咽下有些烫嘴的芝士面包片，喝了一口牛奶，他才轻舒一口气，继续讲述，“但想要挽回局势，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鲁宾斯坦之所以会特意在晚宴之后留下韩易，让他到上东区的私宅里来，自然不是为了再跟他叙叙旧。为这个迷途羔羊指引方向，才是他的真实目的。
“如何挽回局势？”韩易诚心发问，接近十一点，疲乏已极的他还在别人家里作客，肯定也不是他与大卫-鲁宾斯坦情同手足，难舍难分。
因为经验不足而吃了一次闷亏的他，迫切需要大卫-鲁宾斯坦指点迷津。
“除了这三位议员之外，应该还有另外的人在着手音乐版权的改革方案拟定吧？”大卫-鲁宾斯坦扶了扶眼镜，循循善诱。
“还有一位，弗吉尼亚州的鲍勃-古德拉特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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