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得意马蹄轻，一日看尽长安花。这句孟郊的诗句完全可以形容时年三十一岁的和珅。
三十一岁，春风得意，飒爽英姿。和珅可谓达到了人生的巅峰。现在他身兼数职，由户部侍郎擢升为户部尚书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理藩院尚书，又与乾隆皇帝结为亲家，儿子成了皇上最疼爱的女儿的额附。
现在的和珅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古人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倚。就在和珅春风得意的时候，远在顺天的一个人正在给他挖掘坟墓。当然这个人，现在他也不认识和珅，和珅也不认识他这个人。他们两个也无冤无仇，可是事情就是这样的奇怪，冥冥之中，也许是上帝的安排。
和珅在京城里勤勉做事，那个人在顺天终日苦读，本应该是老死不相往来。可是命运却把他们两个联系在了一起，而且互为仇家。
话说，这个人叫朱珪，顺天大兴人。乾隆十三年中进士，此人当时十八岁。初选庶吉士，后来乾隆皇帝赏识他的学识和他的人品，让他做侍读学士，不久改为福建粮驿道。朱珪做事勤勉扎实，为人厚道，很快又被擢升为按察使、布政使。
乾隆皇帝七十大寿大典后，和珅达到了权力的巅峰，碰巧的是他的掘墓人朱珪也得到了提拔，不过这时两个人还没有工作交集。谁也不认识谁？
先说朱珪，他被提拔为山西代理巡抚，到山西赴任。这个朱珪，做官最勤政务实，爱民如子。
朱珪在处理完日常工作之余，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整日埋首书房。
朱珪在山西巡抚任上，心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深得老百姓爱戴。可是山西的布政使毕沅却看不起这个新来的省长（巡抚），原因就是他俩三观不在同一个频道，可谓“道不同不足与谋。”
毕沅长期在山西任职，过惯了奢侈的生活，平日里喜欢大手大脚的花钱，没钱了，就去国库中“借”一些，或者从自己的下属手里“挪”一些，小日子过得很是滋润。
当然无论是他从国库中“借“”的还是从下属那里“挪”的，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下属当然也很明白，全当是孝敬布政使大人的。
布政使大人也很清楚，“挪”了下属的银两不能白“挪”，毕沅可记着他们的好处哩。他会记着这些数目，自己也会创造机会给这些人捞回来的机会。
朱珪上任不久，恰逢汾州县遭遇水灾，灾情就是命令，朱珪就急忙赶赴灾区参加救灾活动。在救灾现场，朱珪率先垂范，挽起裤腿，赤脚下水，趟水进到百姓家里查看灾情，查看百姓的受灾情况。
看到百姓房屋倒塌，缺衣少食，朱珪心如刀绞。他急令县令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谁知县令支支吾吾，不愿意开仓放粮。
朱珪大怒，亲自去开仓放粮。结果打开粮仓的一瞬间，朱珪傻眼了，粮仓空空如也。气得朱珪大骂县令是狗官，国库竟然被这些蛀虫掏空了，国家危难之际，他们却中囊私包，成何体统？
朱珪气得要把县令就地革职查办，县令吓得跪地磕头求饶，说请大人饶了他，他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想办法补齐粮仓里的粮食，还请大人宽恕小人的罪过。
大敌当前不易换帅，大灾面前更不易换帅，朱珪还是仁厚的，原谅了县令，让他尽快筹齐粮食，救济灾民。
知县挖苦心思到处筹集粮食，求爷爷要告奶奶，终于把粮仓那个“窟窿”填住了，满以为这件事就此罢休，再也没事了。
谁知这时，朱珪一纸公文下来，革了这个县令的职，撵他回老家去了。
随后，朱珪亲临现场，到各县区查看粮仓储粮情况，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各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的情况，这时分管粮仓工作的布政使毕沅首当其冲，受到朱珪的严厉批评。为了保住自己头上的乌纱帽，补政使毕沅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挪借，忙活了好长时间，总算补齐了仓库。
毕沅被朱珪这样整治了一顿，怀恨在心，他想与其坐等待毙，还不如先下手为强，把这个讨厌的巡抚朱珪赶走，省得在这里碍手碍脚，指手画脚。
毕沅就向乾隆皇帝奏了一折，说个别州县，瞒着朝廷，私吞公粮。没想到毕沅的这一招果然灵敏，他躲过了朱珪的弹劾。乾隆皇帝只是革职了几个较为老实的知府县令。草草了事。
这件事情平息后，毕沅对朱珪真是恨之入骨，恨不得他扒了他的皮，煮着吃。毕沅想，如果朱珪呆在山西不走，由代理巡抚转正为巡抚，不就断了他的财路了吗，自己以后岂不成了穷光蛋。当年，自己苦读十载，费劲把力地考了个头名状元，不就是为了生活过的好一些，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现在如果这个朱珪不走，挡住自己发财致富的路，自己怎么能甘心呢？得想办法把他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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