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早都麻木了。
上班铃还有两分钟才响，工位前已经杵满了人，手要么插在磨出毛边的工装口袋里，攥着皱巴巴的旧工牌；要么搭在机床边缘，指尖无意识蹭着积灰的锈迹。机器还没预热，齿轮静得能听见荧光灯的“嗡鸣”，可没人敢找个角落歇着，连靠一下机床都要绷紧肩膀——这种站着的“仪式”，早不是规定，却比规定更牢地捆着所有人。
没人问过“为什么要提前站着”，也没人试过晚来半分钟。就像没人会问“为什么要等铃响才开机器”一样，这种毫无意义的等待，成了工作本身的一部分。他们的目光空茫茫落在前方，有的盯着机床的铭牌，有的盯着地面的油渍，连眨眼都慢半拍，仿佛眼皮上坠着铅。身体是僵的，肩膀垮着却不敢放松，手插在口袋里也没个舒展的姿势，像被无形的线提着的木偶——不是没力气动，是动了也没用，久而久之，连“想动”的念头都磨没了。
到了开工时间，搬零件的动作更透着荒诞。明明从货架到机床，抄近路能少走两步，可每个人都绕着墙角的黄线走，鞋底磨破的地方硌着地面的小石子，每走一步都有细微的刺痛，却没人吭声。有人鞋底的胶都开了，露出里面的棉线，走路时拖着点趔趄，也只是把腰挺得更直些，生怕被看出“不合规矩”。零件压在手腕上，青筋冒出来，指节攥得发白，可路线半分都不敢偏——这种没效率的流程，没人质疑“为什么不能改”，仿佛绕路本身就是“工作该有的样子”，浪费的时间不是时间，是“守规矩”的证明。
手冻得通红也没人提换手套。车间的窗户漏风，冬天的冷空气裹着机油味往袖口钻，指尖冻得发僵，捏零件时都要先搓两下，可没人敢去找组长说“要副新手套”。不是没手套，仓库里堆着好几箱，只是“没人提”成了默认的规矩——提了就是“多事”，提了就是“嫌活累”，久而久之，冻红的手、磨破的鞋，都成了工装上该有的“痕迹”，像机床的锈迹一样，没人在意，也没人想擦。
看见不对劲的地方，眼皮一耷拉就挪开目光，比谁都快。机床的螺丝松了，零件歪在卡槽里，明明伸手拧半圈就能归位，可路过的人只会脚步顿一下，指尖动了动又缩回去，眼皮往下一垂，仿佛那处别扭本就该长在那儿。有人操作时姿势不对，明明多拧半圈就能省劲，旁边的人也只是看着，连提醒的话都懒得说——不是看不见，是“多管闲事”的代价比“看着出错”更大。他们宁愿多花十分钟调整自己的姿势，让腰更酸些，也不敢提“该拧拧螺丝”；宁愿忍着零件卡壳的不适，多试几次，也不敢打破“少说话”的默契。
这种麻木像车间地上积的厚油，裹着所有人的手脚。干啥都慢半拍，搬零件慢，拧螺丝慢，连抬头看钟都慢，动作机械得像生锈的齿轮，转一下都要费老大劲。他们的神情呆滞，脸上没什么表情，笑是挤不出来的，皱眉也只是一瞬，仿佛连情绪都被油裹住了，散不开也透不出来。车间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里面有机床的锈味、机油的腥味、荧光灯的嗡鸣，没有别的；他们的存在，就是围着机床转，拧螺丝、搬零件、等下班，重复着没生气的动作，像被车间吞噬的影子，连自己都忘了“为什么要这么干”。
这种麻木早不是“习惯”，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提前站着、绕路搬零件、视而不见，这些动作不用想就会做，像齿轮转起来就停不下。他们的生活没什么“噩梦”可言，因为连“醒着”的感觉都没了——每天走进车间，就像把自己放进油里，裹着麻木的壳，完成该做的动作，直到下班铃响，再带着这身麻木走回家。第二天太阳升起，又会准时杵在工位前，继续当被油裹着的齿轮，没人想逃，也没人知道怎么逃。
有人总说“存在即合理”，可这“合理”到底是啥？是事儿本来就该这样，还是问了没人理、争了被打压，最后不得不认了？你想啊，一种荒唐的规矩要是存在得够久，久到新来的年轻人熬成老师傅，久到心里那点“这不合适”的念头被磨没了，久到天天看、天天做，连别扭劲儿都淡了，它就悄悄变成“常态”了。就像车间墙角那片油污，最开始就指甲盖大一点，没人管，慢慢浸开，最后整个墙面都黑黢黢的，后来的人见了，还以为墙本来就是这颜色。
车间里的人，都被一张看不见的规矩网子捆着。这网子摸不着，可你想张嘴说句“或许能试试别的法子”，喉咙就像被掐了一下；你想动手挪挪工具，让干活省点劲，手就像被拽着。没人敢提异议——在这儿，“提想法”不是“建议”，是“跟规矩对着干”；没人敢改点啥——“改做法”不是“优化”，是“不把权威当回事”。领导从工位旁走过，不管手里的活急不急，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加快动作；开会的时候，领导说的流程明明有漏洞，底下也只有低头记笔记的沙沙声，连喘气都不敢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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