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点，朝堂党争和赌气政治的双重因素，
嘉靖初年，大礼议之争正烈，文官清流以强硬拒虏为政治正确；
谁主张开市、通贡，谁就是媚虏、卖国、失祖宗体面，没人敢主张怀柔通商，怕被弹劾、丢官、身败名裂。
最后一点，也是极为重要的，边将、官僚有私心：
闭市反而好捞钱，关闭官方互市，民间走私暴利，边将、守关官私下包庇走私、抽成分肥；
一旦官方正规开市，透明化了，反而没灰色收入，官僚集团反而乐见明禁暗通，自己从中渔利。
所以，在朝廷的这些大臣眼里，安全大于民生，封闭大于通商，维稳大于利益。”
崇祯眼中满是不屑之色，但随即再次分析道：“再说说罢市舶司，主要是五方面的考虑，
一是争贡之役，日本人在浙江内陆厮杀、焚掠，朝廷的第一反应是倭人桀骜凶残，通商必扰内地，市舶一开，沿海永无宁日。
二是重农抑商，厌恶海上商贸的根本逻辑，大明立国根基是小农经济加里甲户籍：
朝廷只想百姓困在土地上种田、纳粮、当差，海上经商、出海谋生，会脱离户籍、游离官府管控；
商人暴富、民间流动大，在文官眼里败坏民风、动摇国本。
三是防内外勾结，朝廷最怕的三件事：
沿海大户私下勾结扶桑、葡萄牙人，走私集团做大，拥船拥兵，割据海岛，海商和地方官绅联姻抱团，架空官府、挑战统治。
所以最简单粗暴办法是彻底封海，片板不许下海。
四是朝贡体系逻辑，只许朝贡贸易，不许民间自由贸易，
朝廷只承认外国乖乖称臣进贡，朝廷赏赐回礼，绝不允许民间私自和外国平等通商。
罢市舶，就是卡死民间外贸，只留可控的朝贡渠道。
当然，这么做，依旧是官员集团的走私暴利以及朝廷掌控海贸暴利的驱使；”
说到这里，崇祯眼中的冷意更深了几分：“朝廷难道不知道罢互市、严海禁，会激怒对方、矛盾扩大吗？
答案肯定的，但他们在侥幸、固执、短视等多种因素下依旧做出了这种愚蠢的决定。
第一是侥幸，朝廷和大臣们以为封锁能逼对方屈服，
朝堂普遍判断蒙古缺粮缺布，封锁几年自然困死、低头称臣；
倭人失去通商门路，无利可图自然不来。
但是他们高估了自己封锁能力，低估了对方求生本能，你断我生路，我就只能抢。
他们也不想想四处互市一年的马匹在一万五千匹左右，按照市价差不多值十二万两，若是购买食盐、布匹、茶叶等够数十万人一年的需求。
而三处市舶司一年交易额两百万两，商税什么的相对大明一整年的赋税等可以忽略不计，
可这两百万两背后是直接就业的港口、船工、水手、市舶相关的二三十万人，间接就业的诸如手工业、运输、商贩、家属等五十至八十万人，合计百万人的饭碗。
你让几十万蒙古人吃不上盐茶，让百万百姓丢了饭碗，他们能不找活路吗？能封锁的住吗？
第二是固执，文官集团极强的道统优越感，可以打仗、可以死人、可以耗钱粮，绝不能放下身段、和夷狄平等通商、开海让利。
宁可边境年年流血，不能丢天朝上国礼法尊严。
把脸面看得比百姓生死、边疆安宁更重。”
第三层短视，只看眼前维稳，不看长远连锁后果，
朝堂都是短期政务思维，只担心当下奸细、倭乱、勾结，看不到几十年后：蒙古大举入寇、倭寇席卷东南、财政崩溃、边军疲敝。
属于治标不管本，堵口子不疏通道，最后越堵越乱。
一刀切后，不出错、不担责、政治绝对正确，至于百姓受苦、边疆战乱，那是其次，也和这些大臣没有关系。”
众人脸色变了，眼中从不可思议转变成了怒意。
文官集团为了掌控军权、人事权、财权，把开放污名化为媚夷、通敌、失国体、坏祖制，把禁绝包装成守节、忠君、卫国、尊祖制，简直是愚不可及；
也难怪皇帝登基就下达‘敢有党争，不论原由，直接杀无赦’的禁令，也难怪在南巡时，对那些社会上的一些团体都严惩了。
根由不是在阉党、东林、楚党这里，而是在百年前的。
也难怪朝廷镇压东西蒙古、收复朝鲜、东南半岛后会不惜耗费数千万两白银、承担着迁移路上可能大量死亡的风险下，也要迁移数百万百姓到各地进行同化了。
要么不打下来、不要，一旦打下来了，那就要彻彻底底的变成自己实际掌控的疆域。
“当然，也不是没有大臣反对，罢蒙古互市的反对大臣有大同总兵梁震、宣府巡抚王仪等，
他们给朝廷的理由是蒙古无布帛、茶叶、铁器，闭市则必入寇，开市则边衅息、军费省，俺答求贡非诈，实缺物资。
兵部尚书翁万达、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等主张开市为缓兵之计，争取整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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