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刘局长并没有花太长的时间思考，他自顾自的拿出烟盒，从中抽出一支烟，点燃吸了一口。
可能是因为内心比较紧张，他竟然忘了给坐在一旁的许副厅长发一支香烟。
一旁的许副厅长也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只是微笑的坐在座位里，等待着刘局长的意见。
吐出一口烟雾后，刘局长说道：“我们现在手里已经掌握了凯旋集团大量的违法犯罪证据，如果不是为了逮住幕后的主使者，我们专案组已经达到了收网的条件。如果真的要从这些信息线索里挑选一部分提供给外单位抽调过来的同志，我觉得还是应该根据抽调同志自身的不同情况，整理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线索信息分享给他们，不能只给他们那些边缘的线索信息，他们都是各自岗位上的精英，我们胡乱提供一些细枝末节的线索信息给他们的话，反而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如果那样做的话，倒不如保持现状。”
刘局长的这个建议，如果是徐总队长提出来的，倒不会让人感觉到有多么的诧异，因为徐总队长是旁观者，不负责具体案件的侦办工作，他可以向许副厅长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无论会不会被领导采用，他都不用为此承担任何的责任。
而作为具体负责案件侦办工作的副组长刘国安来说，他的这个建议就能够左右或者说是决定，接下来许副厅长处理专案组内部矛盾的具体办法。而这个办法的具体落实，以及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刘局长将要负很大部分的责任，这非常考验一个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
这时候的许副厅长，又想起了十几分钟前从他办公室里离开的徐总队长。有冷厅长这么大的一个靠山，个人的专业能力也十分突出，都快50岁的人了，到现在还是停留在刑侦总队副总队长的位置上，或许徐总队长就是缺少这种敢于担当责任的精神。
“如果我同意将专案组的部分情报线索分享给外单位的抽调同志，能说一说你的具体操作方法吗？”许副厅长仍然保持一副笑容的问道。
“我的这个操作方法可能考虑得还不够周全，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许副厅长予以指正批评。举个例来说，纪检监察的同志所做的工作，就是查处内部公职人员的违规违纪情况，我们可以从已经掌握的，为凯旋集团违法犯罪提供便利的公职人员下手，在一些凯旋集团势力比较弱的市州地区，挑选出县处级以下的干部名单，把他们的违法犯罪线索提供给纪检监察的同志，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流程继续查办下去，如果那些公职人员已经涉及到了犯罪，纪检同志就可以将这些人员以及证据一并移交给检察院的同志。还可以将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凯旋集团利益链条的部分合作公司的名单，提供给财政厅的同志，让他们安排第三方审计公司对这些公司的账目进行核查，说不定还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毕竟，在审查公司账目这方面，他们比我们的经侦要专业很多。对待其他部门抽调的同志，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方法。这就是我大概的想法，不足之处，还请徐厅长批评指正！”刘局长将自己之前对于如何解决这次队伍内部问题的想法全盘托出。
听了刘局长的建议，刘局长在许副厅长内心的形象又高了一个档次。
刘局长所说的办法和他与徐总队长商量出来的办法别无二致，只不过，针对可以透露的那部分消息，阐述得更加的详细，针对不同单位的同志所共享的信息，也解释得非常明确。
看来这个刘国安提前做过大量的准备工作，不然的话，就凭着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完全不可能把里面的环节给阐述清楚，许副厅长心里暗自想到，脸上却没有任何的表情变化。
“你说得很好，情报信息的共享可以按照你的思路来做。可是，他们调查出来的成果，又会不会和我们进行共享呢？如果他们拿他们调查的成果作为条件，提出要和我们其他的侦查线索进行交换，我们又该怎么来应对？”许副厅长提出了一个难题。
面对许副厅长提出了这个问题，刘局长之前也思考过，所以他并没有让许副厅长等待太久的时间，便开口说道：“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不知道许厅长是否听说过一个经商的故事，故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商人到了一个农村，他想发动当地的村民来养羊，他组织召开了村民大会，投入了200万的养羊基金，只要愿意养羊的农户都可以到他这里来申请这笔基金，但他有一个条件，每个农户每次只能申请购买一只羊的基金，等把这只羊饲养到成年后，商人会以略低于市场价回收这只羊，减去基金的费用后，将剩余的利润全部返还给农民，然后再给你发放第二只羊的基金，经过了5、6年的时间，这个商人赚的盆满钵满。我们虽然不是商人，但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和外单位抽调的同志合作。”
许副厅长听了刘局长的解释不但没有明白其中的道理，反而还有一点懵，他不解的问道：“这是散户养羊的办法，跟我们专案组各单位之间的合作又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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