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元年，童贯令大将刘法率重兵袭取西夏朔方之地，两军会战于统安城，宋军大败，刘法被杀。西夏亦为战争所困，双方遂于当年讲和休兵。
这就是宋徽宗登基之初，给自己造就的极好的政治氛围和武功成就，而这些，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办成的。
所以宋徽宗绝对是个聪明的皇帝，能力很强，政治手段高超，在他继位之初的头几年，他的声望在全国是极高的。
如果宋徽宗是如他的父亲、宋神宗那样，只为宋朝强大操心，抛开个人部分私欲的话，以他登基头三年施展的手段来看，他其实是比宋神宗、宋哲宗厉害得多的皇帝，如果能一如既往，他有可能做到许多前任皇帝们想办却没有办到的事。
可惜，自古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他还没有带领宋朝走上真正的巅峰之后，就开始了安逸懈怠，重用奸佞小人，
蔡京等打着绍述新法的旗号，无恶不作，贿赂公行，卖官鬻爵，“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巧立名目，增税加赋，搜刮民财，又如征收所谓经制钱，是“取量添酒钱及增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靠着苛捐杂税，积累了大量财富，“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 大兴土木，不仅在宫城之北建筑稍小于宫城的延福宫和规模更大的艮岳，还乘机利用搜刮的民财大修各自的豪华宅第。
宦官杨戬先设“稻田务”，开始在汝州立法，可以种稻的田土，收索民户田契，辗转追寻，直至无契可证，将超出原始田契的土地称为公田，种植户即作为佃户，须交纳公田钱，继而推广至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逃税者按盗匪处罪，北方也是民不聊生，南方则是朱缅的花石纲暴政，至使天下干戈四起，民不聊生。
宋徽宗还笃信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并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他的生日是五月五日，道士认为不吉利，他就改称十月十日；他的生肖为狗，为此下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
宋徽宗认为现在北方纷乱，应该是自己的权威有所下降，并不是大宋真的在他的治理之下不行了，否则为什么富庶的江南地区并没有人造反啊？
因为北方穷，靠近敌国，所以才会这样，这就是他的总结。
而实际上呢？他的花石纲暴政基本上快把江南百姓逼迫到死了，就是n个周扒皮加上黄世仁都没有他厉害，江南百姓杀他的心都有了，不是没有起事，而是有个叫方腊的人在暗地里准备给他憋个大的呢！
所以他有意想要干两件大政绩的事情来，来“造福”一下天下百姓，然后把他的威望再度提升上去，好“震慑”一下那些图谋不轨者。
实际上，在天下百姓心里面，他能少折腾两年他们就算是烧高香了。
而能够达到这两种效果的办法，其一是用兵，但是他看到了最近的大规模用兵似乎哪里都不顺，朝廷短时间之内也没有什么兵力可以发动大规模战争了。
所以，他选择了第二种办法——改善民生。
而蔡京逢迎有术，当时就上奏，说圣上御极至今已经出现三次黄河清的情况，说明宋徽宗德高三皇，功盖五帝，是当今古往今来的第一圣德之人，而黄河却屡屡泛滥，水位逐渐提高，应该想办法治河。
三国时期曹魏李康《运命论》：“夫黄河清而圣人生。”事实是，出现“河清”，显然与什么“圣人出”无关。大概谁也不会认为宋徽宗是个圣人，但他在位时，竟出现过三次“河清”，皇帝和百官弹冠相庆，用各种形式来歌功颂德。
在黄河中下游，河水也有短时间变清的时候，即史书中作为祥瑞记下的“河清”，并不是五百年乃至一千年才一遇。据地质学史专家李鄂荣先生考证，中国历史上的“河清”，有记载可查的便有43次，首见于汉桓帝延熹八年，如从此时起算，平均不到40年就有一次，可是汉桓帝有算得上什么圣人，和宋徽宗一样，罪人一个。
根据《宋史》，宋徽宗在位年间的三次“河清”，分别为：第一次，大观元年（1107年），“乾宁军、同州黄河清。”第二次，大观二年（1108年），“同州黄河清。”，第三次，大观三年（1109年），“陕州、同州黄河清。”
大观元年“乾宁军言黄河清，逾八百里，凡七昼夜，诏以乾宁军为清州”，“黄河清”被谱写成新曲流传 ，还在韩城建立记载这些祥瑞的“河渎碑”，此碑至今尚在。
这样的歌功颂德，宋徽宗自然是觉得不错，于是就把目光放在了治理黄河上。
然后，蔡京就上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建议，建议宋徽宗按照前朝几个皇帝以往在改道黄河上的失败经验，派遣河工改道黄河！
三千年以来，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约一千五百次，名副其实的三年两决口，较大改道有二三十次，其中有六次重大改道致使浊流横溢，毁田庐，荡家舍，每一次都是震动天下，几乎哪一朝代有黄河改道，就会被视为上天降下的最大天灾，是当权者权力不被认可的最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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