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被引起的骚乱非常轻松的就被平息了，被樊瑞抓住的那个家伙直接被关进大牢里面进行审讯。
经过众人坚持不懈的用老虎凳和辣椒水给这小子上刑，他直接就招了，他是皇城司的下线，是奉命来梁山制造混乱的。
北宋皇城司的主要职能表现在密报国内异常动态，防止和镇压不轨活动，查办民俗异事及谤议朝政者，侦察官吏的不法行为等方面，更类似于特务机构。
它招徕大量的惰游无赖，侦探官吏百姓隐私，事无巨细，都向皇帝禀报，造成了都人惴栗，不敢偶语的恐怖局面。
公元1084年，宋神宗秋宴群臣时突然患飞风疾，杯中的酒洒了一身。当时京师中遁盛行《侧金盏》歌，皇城司的官员认为是不祥之兆，见到唱歌的人就抓进牢狱之中，歌曲从此绝唱。
皇城卒的活动， 自一开始就遭到了宋朝官员的反对。武德卒刚刚进入四川活动时。地方官便悄悄把他们抓住杀掉。还有人捉住皇城卒，打了一顿板子，捆缚送到京城、并责怪皇帝不信任天下俊杰，专门宠任狐假虎威的恶棍。在地方官员的联合反对下，皇城卒的活动范围被局限在京师，这无疑是地方官员、百姓都值得庆贺的事。
但是，即便如此，皇城司身为皇帝的直属近臣、心腹爪牙待遇也堪称优厚。皇城司身为特务监察机构必然会走到朝中大臣的对立面。皇城司的成员依仗皇帝撑腰也多放任自为，漠视法律，纪律废弛，所以宋朝期间皇城司素遭诟病，经常遭到大臣的弹劾，而这种弹劾多半起不到什么作用。
当然，皇城司也有对外用间问和反间的一面。宋真宗时，皇城卒告发一个商人是契丹间谍，并把他捉起来加以审讯。为了监视出国的外交官，防止敌国的招诱活动，宋朝廷还专门规定：凡是出使契丹的使臣，都要派两名皇城卒跟随，时刻侦察使臣举止。面对身边卑劣阴鸷的特务，使臣们无不忍让姑息，生怕在什么地方不小心得罪了他们，遭到诬陷。
皇城司的性质决定了用间反间的主要工作依然要落到守边御敌的宋朝将领身上。
只是从史料中看，皇城司似乎也做了不少事情，但为什么在历史上的知名度如此之低？尤其与后代鼎鼎大名的锦衣卫相比，它几乎像是穿了隐形衣，堪称“最没有存在感”的特务机构了。为什么同样是特务，锦衣卫可以在明代历史中翻云覆雨、搅弄风云，皇城司却好像从宋代历史中隐身了？
这还要从两代统治者的态度说起。宋代统治者最畏惧的并不是文官，而是武将。对于武将统兵割据的恐惧，深深刻在了宋王朝的血液中。
在这一思想下，朝中文臣并不是宋代皇帝的对手，反而是用以制约武将、“共治天下”的帮手。因此终宋一代，对文人士大夫都采取了宽和政策，“不杀士大夫”更是被写进祖训，规制着一代代的大宋天子，即便宋代大臣被皇城司刺探出有违法行为，最多也只是被贬官。
而明代不同，明太祖朱元璋似乎对官吏有一种天生的反感。锦衣卫的监察对象，直接指向朝中诸公。明初掀起的蓝玉、空印、胡惟庸三大案，随处可见锦衣卫暗自刺探、逼供诬告的身影。因此，宋代的文人士大夫虽也讨厌特务，但无需多分给他们眼色；而明代的文臣则无一刻不活在锦衣卫的阴影下，自然对其尤为重视。
其实，从这两个机构原先的职能也能看出，皇城司在参与政治上天生具有劣势。明代锦衣卫原是一个礼仪机构，皇帝朝会、祭天、出巡等重要场合，都需要其执掌仪仗，这便具有了参与政治的先天优势。朝臣与皇帝的每一次见面、汇报政事，都逃不过身旁举着仪仗的锦衣卫的法眼。而皇城司最开始的职责是宫门禁卫，他们特务职能的延伸只能靠盘查进出宫门的人群，并不能像锦衣卫那样直接深入政事处理的中心。虽然都是特务，起点不同，当然也会造成发展路径的不同。
统治者没有对其多加庇护，自身又不具备影响朝政的先天优势，皇城司在规模和建制上，自然不能与锦衣卫相比。在明代，锦衣卫指挥使必须由勋贵或外戚统领，官级先是从三品，后调为正三品。看起来品级好像并没有特别高，但身为勋戚，自身至少有伯以上的爵位，早已独立于官员阶品之外，便是加了正一品衔的内阁大学士们，也绝不敢在这群爵爷面前托大。而皇城司最开始的长官皇城使，品级仅与郎中相同。这一品级实在算不上太高，史书中记载“降为皇城使”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一官职后来逐渐成为阶官，真正管事的长官，先是“勾当皇城司”，后至徽宗朝，随着皇城司权势的扩张，才逐渐往上添加了“提点皇城司”和“提举皇城司”。
也是在徽宗朝，开始以亲王任“提举皇城司”，皇城司迎来了历史上的高光时刻。
在此之前，皇城司的长官皆由武官或内侍充任，二者之间并没有数量和时间上的压倒性优势，基本算是对半开，并不完全像明代东厂那样是纯粹的宦官爪牙。而在仁宗朝，曾下明旨禁止“前后都司押班”，也就是宦官中的高级官员任皇城司事，这又与后代东厂头目多为高阶太监不同。赴任皇城司的武将，级别也多限制在五六品之间，最高只到四品。到了南宋，皇城司长官的官品才被不断刷新，高级宦官不得掌管皇城司的禁令也一再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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