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代，不管是在大宋境内还是在联邦帝国境内，只要交税，娼伎业都是合法的。
大宋未曾南下的时候，整个东京汴梁地区大型娼楼伎院一共有一十九家，不出名的远超过百家！
就算是现在，不管走在新汴京城还是杭州城，在一些主要的街道上，都可以见到有伎女花枝招展的走过……在一些大酒楼里，她们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伎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远望之宛若神仙。
一般来说，这些妓女都是“卖艺不卖身”，只陪酒不陪睡……伎中最胜者，都能文词，善谈吐，亦平衡人物，应对有度，是很知性的女性；次一点的妓女，也是能丝竹管弦，艳歌妙舞，咸精其能，她们一般都是才艺型的女性。
大宋老司机们认为，只有品质最差的伎女才出卖色相。
老司机们都知道这些妓女一般在“庵酒店”。
“庵酒店”有个醒目的标志：门口挂红栀子灯，不论晴雨，都用竹笠盖着。
这是暗示里面有娼伎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嗯，远远不同于八道河地区的红灯区那样大红灯笼高高挂，生怕远方的人看不明白。
这是大宋老司机们瞧不起联邦帝国老司机的一个地方，认为那样就太露骨了，不雅观。
其实这个时代嫖宿是比较没品位的做法，风流子弟一般更愿意追求那些高层次的伎女。
高档伎女的居处，一般皆堂宇宽静，各有三四厅事，前后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经右史，小室垂帘，茵榻帷幌之类，布置得很是清雅，吸引大批富家士子及膏粱子弟带着仆人、良马前来拜访，邀请伎女游宴。
这期间还要大献殷勤……霸王硬上弓是不行的。
在这些追求妓女的风流子弟中，有赴京赶考的士子，有未授官的新进士，就是没有在职的官员。
因为按照大宋的立法，官员是不允许召伎买醉的。
大宋境内的青楼对所有的市民开放，只要您掏得出钱，但官员不可以涉足，官员自己也明白身为见任，难以至伎馆。
他们若眠花宿柳，一经揭发、弹劾，便可能受刑责或者丢了职。
宋神宗熙宁年间，两浙路有三个官员，仅仅因为赴伎乐筵席，
便遭黜责。
那时是王安石当政，王氏不爱女色，为厉行新法、打击异议，
他曾不止一次用“扫黄”的办法来收拾政敌。
王安石有个同僚，叫做祖无择，是一位鲠直之士，口无遮拦，曾得罪过王氏。
熙宁初年，王安石当政，推行新法，自知民怨沸腾，便做了一首《咏雪》诗，来自我辩解：
“势大直疑埋地尽，功成才见放春回。村农不识仁民意，只望青天万里开。”
祖无择听后大笑，出言相讥：“待到开时，民成沟中瘠矣！”
因此王安石对祖无择怀恨在心，乃讽监司求无择罪，就是要暗中吩咐当检察官的亲信搜寻祖无择的罪证，务要将祖无择这个人搞倒、搞臭。
一些惟王安石马首是瞻的御史，便想方设法搜集祖无择的罪证，终于给他们找到一条：“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伎薛希涛通”。
意思是说，祖无择在杭州当太守时，曾闹出嫖娼的丑闻，那个伎女叫做薛希涛。
王安石当然不放过这个收拾祖无择的机会，马上安排人将祖无择关押起来审问，那个伎女薛希涛也被抓了，要她指证祖无择嫖娼。
薛希涛虽是风尘中人，却比许多男人都硬气，任凭办案人员严刑拷问，就是不肯指证祖无择，最后希涛直到被榜笞至死，也不肯承伏。
御史对祖无择的指控都查无实据，无法定罪。
王安石对付祖无择，当然有不可告人的“整人”用意，通过下半身来打击政治对手，这是一种常态。
但也不能说祖无择受了冤屈，因为他在杭州时，确实与伎女薛希涛有“不正当的两性关系”，而按大宋的法律，官员如果与伎女有私，也确实是要受责罚的。
只不过祖无择很幸运，薛希涛对他一往情深，宁死也不出卖他。
如果祖无择不是官员，而是一介平民，那么即使他风流成性，天天狎伎买醉，夜夜眠花宿柳，官府也不可以此为把柄整他。
比如柳永的例子，这个就不必再提了。
说到这里，可以看出来，大宋时代的礼法，其实是存在着一个“双重标准”的，即所谓“礼不下庶人”与“春秋责备贤者”。
按传统的伦理道德，寻花问柳显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是“小人之德草”嘛，老百姓可不受太严格的礼法约束，这便是“礼不下庶人”的真实涵义！
而官员，身为社会精英，当为万民表率，“君子之德风”嘛，则应该接受更苛严的礼法束缚，此即“春秋责备贤者”之义。
所以，大宋政府对平民那啥，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禁宿娼”的立法只针对官员。
但是在联邦帝国的境内，尤其是流求本岛上，只要没有在工作时间，只要没有穿戴制服，只要是私人自己掏费用，只要是对方愿意……官员与普通公民都可以那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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