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接着道：“朕在宫中，常问左右宫外之事，也常常聆听士大夫之议论……”
“可最近数月以来，朕常常听到，有人言，宫外某位大臣，大发厥词，说什么‘两府大臣，应该多多往来……’，还讲什么‘谏院与御史，理当同气连声’云云……”
“尤其是朕当众宣布昔在皇考御前，所立三誓后，士大夫大臣中，类似的议论就越来越多了。”
苏辙、曾肇，听着瑟瑟发抖。
因为他们都参与过类似的讨论。
这也是大宋士大夫们的特点。
一掐脖子就翻白眼，稍微放松就得意忘形。
当年，乌台诗案前，苏轼这大胡子，甚至敢直接在给赵煦的父皇谢恩表上写：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要换了弘历，就这一句话，苏轼全家现在应该已经和赵煦差不多大了。
而这，只是苏轼当年阴阳怪气的嘲讽朝廷的文字里，程度最轻的话。
乌台诗案后，这些家伙总算老实了些，不敢再随便议论、阴阳怪气了。
而如今，随着赵煦放宽言论。
思想文化界，固然得到了发展空间和发育时间。
但，各类小丑，也随之开始翩翩起舞了，各种妖魔鬼怪，也都跳了出来。
旧党的人，开始公开讨论，恢复仁庙明道之制，允许两府大臣往来，甚至允许宰相兼任东府枢密使。
同时，这些家伙还盯上了台谏。
再次想要将御史和谏官合一。
让御史谏官，归到一个系统，这样御史既能风闻奏事、弹劾大臣，也可以干预国家政策，朝廷法令。
他们这是要干嘛？
跑步进入大明王朝？
新党的人，也没有闲着，也不给赵煦省心。
这才多久？
坊间就已经出现了对新学的‘以道观分，无为为君，无为为君则有为为臣矣！而君臣之义，便在此中！’思想的公开讨论。
陆佃公开在太学中，与太学生们大谈特谈的所谓‘有体有用之学’。
至于什么叫‘有体有用之学’，自然是特指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字说等着作为核心的荆公新学。
当然，他陆佃陆师农，作为王安石‘最爱的’学生，早已掌握了新学核心技能――掺私货。
所以，陆佃毫不犹豫的将他自己的个人着作《说文》，列入其中，作为《字说》的参考书目。
也就是他还有点良心，知道要讨好一下赵煦，于是把赵煦命张方平编修的《元字典》也列在书目里。
而致命一击，则来自于十二月初入朝述职，顺便参加元二年正旦大朝的河北路转运使吕升卿，带回京的吕惠卿在‘河东潜心新学’，‘发三代先王之真意’，所撰写的一部书稿。
这部书稿的名字叫《县法》。
这个县，自然不是郡县的县。
而是县官的县――汉家天子，自称县官。
所以，其实这部书稿真正的名字应该叫《国法》。
全书分四卷，别立九门，述吕惠卿仕宦多年的经验，以及在处置政务过程中的思考、见解。
实用性非常强，堪称是新党官员入仕必读之书。
便是旧党的年轻人，其实读一读的话，对将来仕途也有很大帮助。
只要学到吕惠卿手腕，起码不至于被胥吏欺瞒、逼迫。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吕惠卿所做的序言。
在序言中，吕惠卿为舆论指责其的‘嗜杀’、‘滥杀’辩解。
他怎么辩解的？
拿着三代先王和周公孔子孟子的名义给自己辩护。
吕惠卿是这么说的――盖仁者之于杀，则惨恻而矜之，以其爱之也；不仁者之于杀也，则愤怒而快之，以其恶之也！真人者，非有爱恶者也，则其于杀，岂不绰乎哉！此则见其所体也！虽然，古之圣人之于杀，未尝不矜者，与人同之也！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所谓惨恻愤怒之念，是因为思想境界还不够，对圣人的理解还不够透彻。
若是真正理解了圣人思想的人――比如说他吕惠卿。
那就不会拘泥纠结于个人个体的私情，而是会站到一个更高的角度，从天下、天道、天理上看待人间的种种。
于是，就会顺天道而行国法。
而什么是新党理解的天道？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而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就像王说的一样――天地之于万物，圣人之于百姓，应其适然，而不系累于当时，不留情于既往，故比橐之无穷也。
于是，吕惠卿的这部着作一经版印出版，立刻引发舆论震动，朝野侧目。
无数抨击、赞美、诋毁乃至于谩骂、歌颂如潮水一般涌来。
十二月的汴京舆论场，因为吕惠卿的这篇序言而震动。
所有人都开始各自站队，互不相让。
赵煦头都大了！
这也是他要指示童贯，拱火此番曾肇、苏辙缴还词头的事情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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