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溥的责任很大，他需要用更深的道理，让太孙了解事物运转中，其背后的逻辑道理，许多如常的事情，通过杨溥的语言，让朱瞻基感到了陌生。
“工厂的分工细化，不仅改变了传统工匠的性质，也改变了以往干活的意义。以前的时候，人们过去通过社会分工来确定自己的身份，例如工匠的群体，在以往是少部分，但现在几大部份人都是这样，至少城里如此。”
“新的工业化的经济利用了这种变化，建立了一个满足工人需要的社会，这些工人每天被关在工厂里长达十个小时以上。城市被紧密排列的工厂和新的房屋所改变。”
“商铺、剧院、公园、广场都为了满足人们新的生活方式应运改变，就像在城市和乡村造成的改变一样，工人的大规模聚集最终导致了政治上的某种改变。”
朱瞻基尽量让自己听得懂，而杨溥则尽力让太孙理解。
从前朝因为组织民夫治理黄河，人员的密集带来的变化，有了反抗朝廷的基础，以及其中的关系，乃至于工厂兴起后，两者哪些相似的地方之处，所以又导致部分的改变。
“太子殿下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是水只在总体失控的时候才能浮现威力，一杯、一盆水都无法引起人的在意。”
“那么在此之前，如何治理小江小河，不让江河泛滥，对模式的全新认知，使人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对其他人更加没有耐心。”
京城。
朱高炽同样在与朱棣讨论社会上的问题。
在后世人们眼里的近代西方文明，统治者们是这样认为的。
前工业社会，国家被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每个人都有价值，相互关心，这形成了一种观念即每个人都对社会有贡献。然而，新的观念认为，个人的活力是其生活和整个社会经济成功的关键，个人和国家不应该帮助那些对他们没有帮助的人。
这种观念，即穷人不仅是在艰难时代掉队的简单的人，而是与其他人有本质不同的人。经济学家约瑟夫汤森在1786年的着作《有关穷人法律的论文》当中提到的：“穷人们不知道激励人前进的动因——自豪、骄傲、理想。”
总之，只有饥饿能刺激他们去劳动。
换句话说，穷人不是人，没有高尚的人权，只是牲口而已。
多年来的社会压迫，广大穷苦百姓开始了反抗，诞生了许多新的社会理论，大家逐渐团结起来，无产阶级最伟大等等。
前者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面貌，而不是后世现代化社会人文，那已经是经过激烈抗争后妥协的背景，更有科技大爆炸的供养。
但就算如此，因为文明先天性的不足，哪怕后世的西方社会，对于个人的问题，也不认为总体有责任去帮助，所以维持西方社会道德的其实是经济水平。
多年来的富裕，让普通百姓的人性底线大大提高。
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但凡西方社会经济稍微崩溃或者倒退一点，带来的无一例外是无序的打砸抢杀，人性的大倒退。
因为他们的个体知道，他们指望不上总体。
那么大明呢。
儒家是什么？
儒家你可以说他好，也可以说他坏，但在儒家的体系下，宗族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时代产物，总体对个体的责任和义务，以及个体为了总体的责任和义务。
这也是朱高炽当初认为自己在北平有优势的原因。
“北方多年来人口倒退，虽然如今北方人口恢复的很快，但是因为移民的原因，宗族势力衰退，反倒是南方，因为南方最初恶劣的自然环境，又促成人们更加的团结，所以宗族势力很强大。”
朱高炽认真的说道。
儿子的看法，朱棣非常的认同，他去过南方很多年，南北社会风俗的巨大差异。
历史上王阳明最大的功绩之一，就是与对宗族的约法，把宗族纳入了官府的治理范围内，形成了互补的关系，有利有弊，总体上利大于弊。
不光要求宗族加强德的治理，也要求宗族兼顾法律，违法的族人，为了宗族的名誉和权利，整个宗族都需要监督和督促。
整体上提升了宗族的素质水平，为国家的稳定提供了巨大帮助。
乃至清朝时期，没有矛盾都要创造矛盾，不光南方宗族互相打成了狗脑子，北方不同的族群的矛盾也大大加深，成为了死敌常年敌对。
“所以儿臣虽然多年来，不断加强地方上的管理体系，可是大明律仍然无法全部施行下去，特别是在遗产税等方面，南方的反抗依然很强。”
朱高炽忍不住的感叹。
朱棣笑道：“你要拿走别人的钱，别人当然不愿意，只不过南方不像北方，北方的宗族势力弱小，所以无论是哪家商行，很难违背你的要求。”
“不止如此。”朱高炽摇了摇头。
北方大明工局的影响力更强大，而南方民间商行，虽然在能源等行业的势力不如北方的民间商行，可是在其余的行业，南方依托传统经济雄厚的优势发展的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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