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泓自然明白先帝的意思，作为人臣，他自然不好在明面上说什么，可心里却无比煎熬，只得一面命人四处寻找沈熠，一面写信给老镇国公沈桐，希望得到老父亲的建议，可当时的沈桐忙着与姜国打仗呢，一直没有给他回信。但是，当柳含烟听说先帝想将她儿子的事如此糊弄过去后，当场急火攻心，生了一场大病。病愈之后，她很快便意识到沈桐父子在此事中的难处，于是决定回娘家告状，请前任御史大夫柳承给他的外孙做主。
柳承不仅是三朝元老，而且门生故旧遍布朝野。只要他出面，先帝就算是再昏聩，也要给他三分薄面。可一旦回到后宫，赵真又架不住宠妃侯文瑜的耳边风，于是便与柳承玩起了拉锯战，将收监侯康的事一拖再拖。可惜，纸终究包不住火，侯文瑜在背后捣鬼的事还是被柳含烟知道了。这一次，盛怒之下的柳含烟决定不再忍让，她要亲自给自己的儿子讨个公道。
说干就干的柳含烟当晚就让人准备了被褥和饭食，然后来到了皇城应天门外的登闻鼓处。
登闻鼓的历史非常悠久，其设立的目的是便于有冤案或急案者能击鼓上闻，从而快速地成立诉讼。其设立使得百姓与皇帝之间有了一定连接，为社会正义的伸张带来了很大的希望。
圣朝立国后，太祖皇帝也将登闻鼓的传统继承了下来，并将位置调整至应天门外。此地与政事堂非常近，一旦有鼓声响起，当值的官员轻易便可以听到。太宗皇帝即位后，又通过律法的形式确认了登闻鼓的崇高地位。《圣律》明文规定：“有人挝登闻鼓，主司即须为受；不即受者，加罪一等。”“朝堂所置登闻鼓，不须防守；有挝鼓者，令有司受状以闻。”
柳含烟来到登闻鼓处，她并没有急着击鼓，而是让下人先铺好床，又慢悠悠地吃了晚饭。料定先帝已经熟睡之后，她恶趣味地看了一眼后宫的方向，这才“咚咚咚”地敲响了登闻鼓。
当值的“三省”官员听到鼓声，急忙跑了出来，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等他们看到来人是镇国公的儿媳妇之后，心里更是慌得不行。但柳含烟却一脸淡然，心平气和地从鱼符袋中取出一道状书，请当值的官员交给先帝，并强调镇国公府有大冤情要向先帝呈奏。
当值的官员见柳含烟的神情自若，根本不像是有什么大冤情的样子，心里虽然有些疑惑，但也不敢多问，只得急忙将状书呈奏先帝。毕竟柳含烟是敲了登闻鼓的，且其身份也不一般。
先帝正搂着宠妃侯文瑜睡得正香呢，突然被叫了起来，说是有人敲了登闻鼓，并呈奏了状书，请求先帝伸冤。先帝原本对于有人打扰他睡觉的行为很生气，可一听到登闻鼓，顿时就泄了气，只能无奈地叹息着来到政事堂，想知道京都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冤情要让他来处理。
当先帝愤愤地打开柳含烟的状书一看之后，顿时气极反笑，但他也不能发作，只得吩咐侍卫告诉柳含烟，他已经收到状书了，也知晓了柳含烟的“冤情”，正在连夜与当值的官员商议，明早再给柳含烟具体的答复，让柳含烟先回家去等着，不要再在他睡着的时候敲鼓了。
当侍卫将先帝的旨意转达给柳含烟之后，柳含烟却固执地表示，她今晚就要得到先帝的旨意，否则就睡在皇城外，等官员们明早参加早朝时，再将自己的冤情告诉所有官员。
听到柳含烟的回答，先帝气得牙痒痒，可又不敢对柳含烟动刑，也不敢让百官知道此事。毕竟在处理侯康的时候，他确实做了一个违背了祖宗的决定，而且也不符合《圣律》的要求。再加上柳含烟的身份也很敏感，牵扯到镇国公沈桐和御史大夫柳承，他实在是不敢做那种容易引得朝局动荡的事，尤其是在沈桐正率领东境边军与姜国奋战的关键时候。
思虑再三，无奈之极的先帝只能连夜传旨，命刑部按《圣律》暂时收监了侯康，等沈熠有了消息后再按律处理嫌犯侯康。到时候，侯康是杀是放，就看沈熠是生是死了。
得到了想要的结果，柳含烟也不啰唆，立即让人整理东西，回家睡觉。她虽然不是娇生惯养的人，但也不喜欢睡在露天的地方。而且，她今晚来此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讨个公道的，又不是来丢脸的。无论如何，她都必须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对沈家和柳家造成不好的影响。
经过柳含烟这么一折腾，先帝突然对登闻鼓产生了不好的印象，于是晓谕朝野：“若非军国大务、大贪大恶、奇冤异惨，否则不得击鼓，违者重罪。”算是他对当晚之事的抗议。
后来，沈熠重返京都，柳含烟请来太医会诊，得出沈熠“身体虚弱、失血过多”的结论。于是，在柳承故意的运作下，御史台参奏义泉侯仗势凌人、欺压乡民，并拿出了充足的人证物证。那时，先帝已经驾崩，赵真赵真即位不久，正值倚重沈家的时候，于是顺势削了侯永的爵位，全家贬为平民，家产充作国库。至于当时在先帝耳边吹枕边风的宠妃侯文瑜，早已给先帝殉葬了，谁让她在先帝暮年时最受宠，但却没留下任何子嗣呢，这只能怪时代的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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